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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9章 丧心病狂的行军僧（第1页）

某位栖霞寺的老住持在城破之后才从一个被俘的日军军官口中得知，三个月前在他寺里住了一个多月、跟他论经论得十分投缘的那位“五台山云游僧”，其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情报课直属的僧籍特工，他的“度牒”是特高课伪造的，他的“佛学造诣”是在京都的间谍学校里速成的，他在栖霞寺借宿期间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合十、每一句“阿弥陀佛”，都是任务流程表上的标准动作。

城破之后，这些伪装僧侣纷纷脱下僧袍换上了军装，摇身一变成了随军僧团的骨干成员。他们对金陵城内各处寺庙的位置、结构、文物收藏了如指掌，直接领着日军部队挨个寺庙进行“文物收集”！！！

栖霞寺藏经楼里那套南宋年间刊刻的《碛砂藏》，共计五百多函五千余卷，被释妙光亲自带人用军用卡车拉走，装车时经函散落一地，好几个小鬼子兵踩在经卷上走来走去，释妙光站在一旁视若无睹，只是仔细地核对装箱清单！！！！

鸡鸣寺的明代铜铸鎏金观音像，是寺中僧人冒着生命危险藏在地窖里的，被释真言带着工兵撬开地窖门搬了出来，铜像太重搬不动，他让人用铁锤把观音的手指一根根敲断拆下来分批运走！！！

灵谷寺的无梁殿里供奉的历代高僧舍利子，被一个小鬼子僧兵用刺刀撬开了舍利塔的铜门，将里面的舍利罐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布袋里，一边倒一边满不在乎地跟旁边的战友开玩笑说“这些骨头渣子拿回去泡水喝能治病”！！！

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不完全统计，仅金陵城一地，被日军随军僧参与劫掠的佛寺珍贵文物就有超过三千件，其中包括古籍经卷、佛像、法器、字画、碑刻拓片，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下落不明，被收藏在日本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成为了永远无法追回的文化遗产之殇。

而在金陵城内一座被日军征用为临时军妓院的学校里，一个叫释净空的随军僧正在执行另一项“特殊任务”。这所学校原本是金陵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舍，教室里的课桌和黑板还没来得及搬走就被日军改造成了慰安所。释净空的任务是代表军方给这些女人做所谓的“心理安抚”——他穿着整洁的袈裟，手持念珠，站在一群被刺刀押着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年轻女子面前，用一种极其温和的、近乎父亲对女儿说话般的语气告诉她们：配合皇军是你们的福报，为大东亚共荣献身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来世你们会投生在富贵人家。如果有女人反抗，他就会收起笑容，用一种冷酷到让人毛骨悚然的语气说：你不配合，不仅你自己会死，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所有还在这座城市里的亲人，都会被找出来处决。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捻着的紫檀木念珠还在不紧不慢地转动着，珠子之间的碰撞声在寂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脆，像某种来自地狱的计时器在滴答作响。

这些随军僧对日军士兵的“精神辅导”更是系统而深入。他们利用部队休整的间隙，在军营里搭起简易的佛堂，为士兵们举行所谓的“慰灵法会”。法会的内容不是超度那些被日军屠杀的平民百姓的亡魂，而是专门为阵亡的日军士兵祈福，同时给活着的士兵进行精神动员。释妙光在法会上讲经时，把自己篡改过的《法华经》和军国主义思想混在一起，编造出一套完整的歪理邪说。他会这样告诉那些刚刚在白天杀了人的士兵：你们不是在杀人，是在斩除世界的业障；战场上的杀戮不是杀生，是护生，是替天行道；为大日本帝国天皇战死沙场，不问生前罪业，皆可立地成佛。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洪亮，抑扬顿挫，配合着香烟袅袅的佛堂氛围和僧袍加身的神圣感，对那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自幼受佛教文化熏陶的日军士兵来说具有极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许多士兵在参加完法会之后，眼里狂热的杀戮欲望不但没有消退，反而像是被某种神圣的使命加持过了，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毫无顾忌。一个第六师团的上等兵在战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和尚告诉我们，我们杀的人越多，积的功德就越多。我们相信了。”而释妙光本人在金陵大屠杀期间，亲手砍下的国军战俘和平民的头颅，据被俘日军供述，至少超过五十颗。他每砍一颗头，就要念一段经，然后在本子上记下一个数字，像是在完成某种修行指标。

这些随军僧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配合日军宪兵队甄别城中百姓。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前就以僧人身份在金陵及周边地区活动过，对当地情况相当熟悉，能够认出哪些人是本地居民，哪些人是外地口音。在日军设立的一个个关卡前，随军僧站在宪兵旁边，用中文跟每一个被拦下来的百姓交谈，表面上是在问“施主从哪里来”“家中几口人”“可有皈依我佛”，实际上是在甄别对方的口音、职业和身份。如果他们怀疑某个人是国军士兵伪装成平民，或者暗中帮助过抗日力量，就会朝旁边的宪兵使一个眼色，然后双手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个本该代表慈悲的佛号，在金陵城的街道上变成了死神的点名。被点出来的人会被直接拉到路边当场枪决，或者被押送到集中看管点等待后续处理。据幸存者回忆，一个法号叫释慧空的随军僧在中华门附近的关卡上，仅仅一天就指认了六十多个“可疑分子”，这些人全部被处决。他每指认一个人，就会在自己的念珠上多拨一颗珠子，像是在数自己今天又救了多少众生脱离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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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随军僧所做的一切恶行，并不是日军宗教体系的全部。日本佛教在战争期间的全面军国主义化，远比几个随军僧在战场上杀人放火要深远得多、系统得多。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就开始派出随军僧侣，日俄战争期间僧兵数量大幅增加。到了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日本几乎所有主要佛教宗派——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禅宗、日莲宗——都加入了“大日本佛教联合会”，将僧侣送入军队，并主动配合政府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他们发表的《告全日本佛教徒书》中，白纸黑字地宣称侵华战争是“圣战”，是为了“弘扬大乘佛法于支那，普度众生脱离愚昧”。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他们把侵略说成了弘法，把屠杀说成了普度。而支撑这套逻辑的，是他们对大夏国佛教数百年来的师承关系所欠下的巨大血债——日本佛教的宗派源流，十之八九来自大夏国。鉴真东渡、空海入唐、最澄求法，大夏国历代高僧倾囊相授，将佛法经卷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日本求法僧。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些受了大夏国千年法乳滋养的宗派，却把屠刀架在了大夏国僧俗的脖子上。那些在京都古刹中供奉着的历代遣唐僧像，如果能睁开眼睛看一眼他们的后辈在金陵城墙上砍人头颅时脸上的微笑，恐怕会连底座一起裂成粉末。

金陵城破之后的黄昏，中华门城楼上的膏药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谷寿夫站在城楼最高处的垛口后面，背着手欣赏着自己治下的这片“战果”。远处的长江水在夕阳下泛着血红色的波光，近处的街道上到处是倒毙的尸体和燃烧的废墟。他身旁站着释妙光，那个刚才在城墙上亲手砍了十几个国军伤兵脑袋的随军僧，此刻正双手合十，神色安详地念诵着《般若心经》。他的僧袍袖口上还沾着斑斑点点的血迹，已经干涸发黑，在夕阳下并不显眼。他念经的节奏平稳而从容，每一个音节之间的间隔像是被某种精确的计时器校准过。

谷寿夫转过身来，用一种近乎亲切的语气对他说：“喂，和尚。好好地，为阵亡的帝国勇士，超度。”

释妙光微微欠身，双手合十的姿势纹丝不动，嘴角的微笑慈悲而庄严。“はい。”他的声音平静如水，配上身后那片正在燃烧的城市和脚下那些还未凝固的血泊，构成了金陵城沦陷之后最让人不寒而栗的画面。

金陵城里的巷子又深又窄，两旁的民房被炮火削掉了屋顶，裸露的房梁像折断的肋骨一样戳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石板路面上到处是碎砖瓦砾和炸散的家具碎片，一扇被炸飞的门板斜靠在墙根，门板上还贴着过年时贴的门神，秦琼和尉迟恭的画像被弹片撕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寒风中簌簌地抖着，像是两位门神还在徒劳地守着这户已经不复存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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