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八一中文

§从欧洲到美国（第5页）

清茂夫妇开车把我送到耶鲁大学城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学楼。把我交给愁予，他们先行去愁予家了。因为我们出发晚了一点，这时学生们早已到齐，坐在课室等着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讲台。讲课总共也就用了个把钟头，我在耶鲁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来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时间，我就轻轻松松到了愁予家。

我曾并非开玩笑地说过，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派。愁予在台湾是锋头极健的名诗人。每次回台湾，他在街上一走，不一会儿身后就跟上一群崇拜者，当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们。而梅芬在台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其崇拜者绝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湾报纸报道，台北一个新的大剧院落成典礼，就请的是愁予夫妇打炮，愁予朗诵他的诗，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他们在美国度的却是清静超脱的学者生涯。有些朋友谈论起来，觉得愁予在美国是受了委屈了，很为他有所不平。到这里后我见到的是愁予教书得志，梅芬治家有方，两人生活得恩爱温馨，其乐融融。朋友们到此很少不被他们的幸福气氛所感染。

愁予尽管掌了大学教席，仍然是一派诗人性情。他势情豪迈，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国内朋友到纽约来，只要时间来得及，他总要请到耶鲁来玩，只要来，还必定他自己开车去接。纽约距耶鲁也是好几百里地呢，他从未有过难色，而他到国内来时，却是处处为朋友着想，尽量少给人添麻烦。在这点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有共同处，但他和那位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办公事，别的一律不干或少干，尤其是旅游，几乎毫无兴趣。而愁予则是对任何事都充满兴趣。他爱旅游，又不想麻烦别人，结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来。有次他来北京，本来说好我帮他联系去某个地方的，我还没联系好，他人忽然不见了，向酒店查问，人家说他已退了房子，打听几个熟识的朋友处，谁也没见他。弄得我好担心。过了两天，他来电话说他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边住了几天小店，挤了几天公共汽车，谁也没麻烦，玩得挺好……我说：“老弟，别忘了你是美国护照哇！”他说：“什么护照也没关系，在中国我的长相，我的语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护照！血浓于水，懂吗？”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时在北京上过学，北京话说得很有韵味。没有台湾“国语”腔，甚至比大陆那些以港台国语为时髦，故意装作大舌头，把话说得含含糊糊的大陆歌星们也讲得像话。在台湾用这种“京片子”口音朗诵自己的诗，是招人赞羡的。可是他说“北京话也有短处，要当政治领袖，当大官，北京话可欠点威风，要用四川话说‘我们中圭啊’这多有气派！用北京话一说‘我们中国哇’就没劲了不是！”

梅芬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他家里也挂了不少风铃之类驱邪的吉祥物，蒙秋鸿好意还传授了我几种卦法，所以到这里后我已能认出几种方位的意义了。愁予认为世界上尚有许多事物是还未被人类理解的，不要轻易否定它。在这里我和张洁的女儿唐棣通了话，原来我们冰心妈妈的母校卫斯理距此不远，她正在那里上学。但索尔兹伯里来电话说下一天他就从西部赶回来陪我去他家乡。我只好放弃去参观这所女校的打算，约唐棣和我在机场见。第二天，愁予夫妻开车拉我到机场，在那里大家会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尔兹伯里镇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尔兹伯里夫妇把我从康涅狄格送到了纽约。

车子开到索在纽约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车，和她告过别，索继续前进，开到一个汽车修理店（不能叫厂，因为它太小，相当于我们的自行车修理铺，汽车体积比自行车大，这铺面也就大点），索把车交给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检修擦洗，我们又叫了部出租车去侨报。

的士沿着河边走，就是这条河在纽约分开又合拢，造出个曼哈顿岛。从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桥，凡是以纽约为背景的电影，一开头准要拍它。不论艺术片、功夫片、侦探片、广告片，甚至“儿童不宜”的片中连作爱都选择在这桥上。恰好走在这桥旁时，索和司机发生了争执。我虽听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机的表情和我国出租车司机耍刁时表情相似。估计要敲我们的竹杠，索争了两句，就点头不耐烦地连说“OK，OK！”然后冲我做了个鬼脸，下车后索掏出钱给了他，头也不回就领我进了《华侨日报》的大门，小声对我说：“NOGOOD。”又摇摇头。证明我的猜测正确。索虽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却暗地有点高兴，改变了我对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张洁的母亲病重，张扶她在路边拦了几辆的士都没停，后来她急中生智，掏出几张美钞举在头上摇晃，马上就有的士靠了过来，我对此事就很反感。有时从外地回来，若是半夜下飞机，总是得多付一倍钱才要得到车。我对此类事也不痛快。现在看到美国司机也是这样，知道这一套原来是从外国引进的，我就想开了，既然有的名歌星连说中国话说法都要从港台引进，非咬着舌头不把四声尖团弄说错不算新潮，的士司机从国外引进点新手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王渝请我先住到她家去，这样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报社四楼一间住室内。这间屋虽不大，却很住过几位名人，国内受单独邀请来访的一些作家到纽约后多半在这里住几天，一是便于和这里的华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对国内来的朋友免收房费，目前住的是一位国内某报的记者。侨报和国内有些报刊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同行到美国实习。侨报也是我这次来美讲学的赞助人之一，我虽是应几个大学所邀，但侨报热心提供了往返机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后，王渝就领我直奔地铁站。到中央车站下了车，又换上一列地上的火车，再继续前进，甩去於梨华处的同样手续，减去一半时间，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级住宅区。这是一片围在绿化地中间的楼房。虽比起於梨华的山间别墅还有段差距，但在纽约这地方能有这么片净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计这是王渝外子老夏买的，他是联合国职员，收入可观，不然在中资系统的王渝绝买不起这样的房。

晚上王渝下厨为我们做饭，吃饭时我表示感谢，老夏就趁机提出，要我去联合国作一次演讲，这个场合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推托的，但我提了个条件，只谈文学，不谈政治。我认为联合国是个政治机构，估计它的成员对政治兴趣比文学大，而我是最怕讲政治的。谁知老夏一听欣然答应，他说我若不提出来，他还想向我建议少谈政治呢。联合国当然是个政治机构，但他们普通工作人员可并不是政治家，上班时间听各国政治家演讲，那是职业上的需要，业余时间他们才不想再听那些东西。我接受了邀请，何时去讲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过早饭，仍随王渝乘地铁去侨报，和侨报的负责人商量我这两天的活动日程。18日当天，侨报对我采访，中午请我吃便饭。19日，由L陪我上街游览和买东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来是北京一家报纸的理论编辑，写评论文章很有点名气，前几年他太太到美国来住娘家，得了病，便没再回北京，他请假来美探亲，也从此留了下来，他不愿待在丈人家吃闲饭，况且这也不符合美国习惯，总要找个工作挣钱，但英语还听不大懂，又不会占卜烹饪，能干什么呢？学中文的，只能找与中文有关的事作，便应聘到侨报，不过不是做编辑，而是做校对。宰牛刀用来杀鸡，当然轻而易举。每天上午来几个小时，把大样上的错字、标点改改。一天的工作便做完了。轻闲倒也是轻闲的，几年前我来纽约时，觉得他多少有点寂寞感，这次好多了，有人告诉我现在他也替报纸写点社论之类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说，除去报社的工作，他还在筹办个公司并与人合办个华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质上看来都比我上次来时强。

这个编辑室确实是个结识朋友、扩大交往的好地方。这次在纽约，我在这里坐过两次，两次加一起约有三小时，就遇见了几个有趣的朋友。这天我为了等吃饭，坐在那闲看报，翻看间忽听耳边有个声音很耳熟，抬头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来在中央某学院当教师，“**”后期，他有一张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很被大家传诵了一阵，是个有思想有作为的壮士，不知应美国哪个部门之约来进行文化交流，也不知为什么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几年没见到了，不料在此碰见，见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狈，我怕认错人，就问身边一位小姐，这是不是他？小姐说是的，他近来也在这里临时打工，正说着，他回头也看见了我，欢呼一声走了进来，我也很高兴，寒暄后便问他为何如此狼狈？他说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场所的洗手间，跟着又进去一个黑人，黑人进了门就把厕所门反锁上了，向他伸出手来说：“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钱拿出点来给我买杯啤酒。”C可能没完全听懂，也可能想发扬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传统，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钱，总之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黑哥儿们全不顾华人和他一样在这里都是少数民族，也不懂少数民族应当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利益斗争的道理，三拳两脚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乱翻，终于从内衣口袋里翻出一二百美元来，不见钱则已，见了钱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摇着钱冲他发表了一通演讲；教导他为人必须诚实。说完把钱全放进兜里，腾出手来，用中国红卫兵触人灵魂的办法触了一通他的躯体，以致弄成这么个模样。我听后安慰了他几句。他说：“这个鬼地方，我不想待了，我不久就要回国去！”

十三

不料当天晚上，我还是从王渝家搬出来了。

不是我做了什么讨厌事叫王渝给轰出来的，也不是他们那里不方便或不热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标很大，别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纽约休息几天，随便玩玩，不愿再忙于应酬，这想法也是由于一个朋友的来访引起的。

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待了这位朋友，并马上也就下定决心，尽快从王渝家搬出来，对外宣布我已离开纽约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对人冷淡，实在有难言之苦。以前，我是个爱帮人讲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结果事情没办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这样我就总结了一条教训，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轻易应承。但我这人天生不会对朋友说不字，尽管给自己定了这条纪律，可事到临头，经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明知办不到的事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还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满意，为防止类似错误，只好改为预防为主的政策，估计来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办不到的事，就连面也别见。这天来的这个朋友我估计就属于这一类，后来证明果然不错。

这是位女士，说出名字来人们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小说颇有读者。她那时写的电影至今国内还常放映。据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么也好，都没怎么碰到她，“**”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严重的，与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近十年来在一个省里当专业作家，日子也过得不错。当然，发表的作品没以前那么轰动了，但这总算不到受迫害的账上去。可不知这么一来，这位小姐借个机会跑到美国来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国混得像个样就难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龄，会的英语单词比我多点有限，凑合着坐飞机能不上错就不错，靠它谋生连门也没有。用中文写东西换稿费吧，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那两家，文艺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发表，中文期刊当时还没创办，只能向香港和台湾投稿，可港台发表外来作品总得有点选择，反映大陆生活吗？她离开大陆已好几年，远不如仍在大陆的作家写得更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现实性，反映美国生活吗？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作家还是以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主呢，靠这条路挣饭吃显然没门儿。这样一来二去，照《红楼梦》的说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原来向她约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约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却只要有人来约，一送就是几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发吧，发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这次没能回避开，就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她提出的一些困难，我很同情，但绝非我能帮忙解决的。我只能劝她好自为之而已。

第二天L领着我逛纽约。纽约我以前来过两次，但都没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次我们就先上这个地方去。刚解放时我参观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杂繁乱，后来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这个交易所的镜头，觉得比上海那个更杂乱，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是误会。这里比上海那个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过之，但并不嘈杂。无数个电视屏幕下有无数个小柜台似的营业台，尽管营业厅人头攒动，经纪人跑进跑出，电话不停，传票乱飞，可坐在参观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参观台如同戏院的包厢，每个包厢中都有电话，电话用英、法、德、日等数种语言报告股市行情。我选择日文按钮听了一会儿，结果一句也听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电影馆看介绍交易所情况的电影去，电影是英语说明，L的英语还没到可以翻译的水平，也还是只看了个大概齐。倒是在展览厅看得更明白些，因为最醒目的地方，展览着中国金融机构来此访问和开展证券业务的材料。那上边写着中文。我从这里才知道我国也在开展证券业务，很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兴。但除去买公债外我还没和任何有价证券打过交道，所以兴趣不大，便催着L带我去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是纽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国内曾看过一个材料说在里边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层办事的人乘电梯和乘公共汽车一样，要换几次梯才能到达。我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到那里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可怕，来开洋荤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哪国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层去的，美国人并不傻，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专门预备了L路电梯，只换一次就可以直达100层的屋顶了，该怎么说怎么说，这100层真叫高。往下边一望，整个纽约，连同新泽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那时看到的是周围更多的山地或田野。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脚下满是高楼大厦，汽车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东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厦屋顶往下看过，虽也有趣，但没有这里的奇异感受。大楼当然是美国工人阶级建造的。我觉得美国的工人阶级确实很伟大，比起日本和我国香港，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把这绝顶弄成高级餐厅，以广招财源，而只是在100层中心开了个廉价快餐馆，专为来参观屋顶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觉得美国人虽然也要赚钱，却赚得比较大方。

这晚上我从王渝家搬了出来，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头一天到纽约时在又方家碰到的那个青年，应该说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亲既是个老干部，又是位建筑工程师，顺便还是明式家具研究专家，这个儿子是搞摄影的，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还有个女儿是学经济的，这兄妹俩前些年先后来了纽约，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只知两人在美国混得很不错，比那些名家还要强些，而两人之中女儿又比儿子强，挣钱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纽约的高级住宅区买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费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园的北端，是纽约两种地区的交界处，再往北走一个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区哈莱姆。哈莱姆几个字在纽约人心目中是贫穷、肮脏、暴力、犯罪等等恐怖景象的代名词。就在我来的前一天，警察发现这里有人在公开贩毒，前去搜捕，几位黑哥儿们就把警察宰了然后一哄而散，至今没有破案。不过住在这附近的人也并不都担心受怕，这里的黑朋友自有他们的规矩，虽然哈莱姆区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条街，但只要这边的人不越雷池一步，他们是不会到这边来捣乱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门口，如同站在阴阳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干净的街道，色彩鲜明，造型美观的楼房和绿树成荫，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园，街上行人昂首阔步，衣冠鲜洁；园中游人花团锦簇，欢声笑语。偶尔有一辆供游玩用的旧式马车挂着五彩缤纷的车篷走过，车上便洒出串串笑声。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遗弃的危楼，门窗钉着木板，墙上画得乱七八糟。街上静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处，总有三两个形迹可疑，衣衫褴褛的人在走动，看去确实有些阴森可怖。我因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险，我们钻到一家南美移民开的铺子去吃意大利面条，整个店里除去一个胖店主外，就我们俩客人，正在等面条的时候，进来个20来岁的黑人青年，背着个麻袋，进来后从麻袋里掏出一件什么电器用品和两把塑料梳子，先问我们要不要，小金装作不懂英语，说“NOEN-GLISH”。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谁知那店主也说：“NOENGLISH。”这小伙子就有点火了，冲我们包括店主骂了半天，见我们毫无反应这才悻悻地把门一甩走了，他骂的什么我听不懂，但有两句话却听懂了。他说：“这里不是古巴，不是高丽，这是美国，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把我们当成朝鲜人了。于是我们赶快吃，赶快走，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不再回来，替朝鲜人挨骂可以，若再替朝鲜人挨顿打就不合算了。

虽说我躲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应酬，结果应酬也还是一天不空。

所谓应酬，其核心就是吃饭，吃饭不是目的，借吃饭的机会朋友们谈谈心。而且据我的观察，纽约尽管很大，各种餐馆都有，真论到吃，不论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烧烤、东南亚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欧洲。到联合国演讲那天，老夏说好演讲完请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来就对纽约的日本料理持疑问态度，恰好演讲完天下大雨，我坚持改为在联合国大厦内吃便餐，想不到这倒是我来美国之后在餐厅里吃得最好的一顿美式自助午餐，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不清的餐厅，有对外营业的，有专为工作人员服务的。工作人员餐厅也有好几个，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楼层最近的一个。餐厅面积很大，售货点也较多，座位宽敞，品种齐全，虽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没有外边餐厅的忙乱拥挤，饭菜的味道也好。据老夏说工作人员凭证件就餐，享受优待，比外边便宜得多。此外，几次和纽约华人文化界的朋友聚会，就都是在中国餐馆。对于海外中国餐馆的烹调，我没多少可说的，中国人在外创业很艰难，能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到异邦去，并站稳脚跟，这就很不容易。我感兴趣的是海外中国餐馆的内部装饰，想来最先在外边经营餐馆业的华人，多是小商人小业主层次的华人，心里怀念祖籍乡土，又便于营业上的招徕，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把餐馆装点得有些中国情调。他们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调，大约是婚礼寿堂，庙会道场之类喜庆热闹的场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是大红大紫，画龙描凤，财神寿星，花灯红烛，飞扬浮躁而又俗不可耐。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虽然给当地洋人造成个误解，以为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德行，总还是动机善良，其情可悯吧，奇怪的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一些老字号饭馆，为了招徕外国观光客，把原来地道中国装修竞相改成这种唐人街式样了，这倒好，在文化上也来了个出口转内销，我有时真想为这被误解了的中国文化一哭。

领事馆设在纽约最西端，距有名的红灯区42街不远。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里时人家还没上班。但领事先生已经在等我了。他告诉我，从国内给我打来一封电报，请他转交给我。我接过电报马上看了一遍，原来是责成我在此打听件事，有位从中国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办了份政治刊物，他办他的就是了，这本不值得注意。费解的是中国作协有位职位很高的人物，不仅在上边发表了两篇文章，并且宣布担任该刊的顾问。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国讲学，作协方面想请我就近去看看他，问一下此事的内情，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变化，领事等我看完，就问我打算怎么去办？是否要他给予什么帮助？我说我已买了去西部的机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矶，此人正在东部巡回讲学，我怕是没有可能见到他了，唯一的办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点，然后通个电话，我请领事替我回个电报给作家协会。谢了领事先生的一片热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闲逛。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摆满了地摊，作小买卖的有美国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国人，我见到两位同胞摆摊卖他们自己的画。看样是正式在美术学院学过的。画了些美国风光和中国风光画，标价都不算高，并没看见有人买。据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画家生意最好，价钱最高的是画首都机场壁画的那位。当初他的《泼水节》在首都机场刚露面时，因为有女人半裸的画面，有人怕毒害了我们的人民，说什么也不许这画与群众见面，用苫布遮盖了一阵子，到底这画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热烈争论了一阵子的。现在好了，画家已到了美国，既挣美国人的钱，又可以用画毒害他的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觉悟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几天，这朋友是个戏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错的程派票友，这几天就把附近几个爱好京剧的朋友全请了来，在他家办起一个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军飞行员，中国话只能说上海话，他却迷上了裘派花脸，学习很认真。但腔调实在说不上悦耳，唱完后我问他，为什么爱上了京剧？他说中国人么，总得有点中国生活情趣，他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国生活，只有到这样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才能宣泄点怀乡之情，不管唱得好坏，一唱这个调调，就记起自己还是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