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年路的那碗阳春麵,余味悠长。
它不仅暖了四个年轻学子的胃,更像一个无声的仪式,將一份沉甸甸的治学精神烙印在了他们心上,正式为陆泽的研究生生涯拉开了序幕。
开学后的生活,迅速在一种张弛有度的独特节奏中铺展开来。
象牙塔內的时光,与阁楼里那段与世隔绝、疯狂闭关的日子截然不同。
课程表从表面上看,堪称清閒。每周除了三个半天的公共必修课。
分別是略显枯燥但必须掌握的政治理论、决定学术视野宽度与广度的公共英语,以及为文学研究打下框架的文艺理论基础。
真正属於导师指导的专业学习,就只有每周三下午和周六上午,跟著贾老师上的那两节《中国新文学源流》。
乍看之下,这意味著大段可供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
然而,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明白,真正的压力並非来自课堂,而是潜藏在每一门课程背后那高標准的学术要求之中。
政治理论课需要阅读大量经典著作,並结合当下社会现实撰写一篇又一篇的思考文章;
文艺理论基础则要求学生在极短时间內,系统性地梳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俄国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庞杂脉络。
而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当属公共英语课。
这门课的期末结课作业,是要求每个学生独立翻译一篇不少於八千字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外文文献。
在1981年这个资料匱乏、没有网络辅助的年代,对於大多数需要抱著厚重词典一个词一个词硬啃的学生而言,这无异於一项需要耗费整个学期的浩大工程。
它考验的不仅是语言功底,更是长达数月的毅力与耐性,绝非期末前临时抱佛脚能够侥倖完成。
至於贾植芳老师的治学之严,更是名不虚传。
他的课堂从不拘泥於固定教材,开学第一天,就给四位弟子发了一张油印的、密密麻麻开列著上百本著作的推荐书单,涵盖古今中外,从《申报》的影印合订本到法捷耶夫的《毁灭》,包罗万象。
而他的作业,则是要求每个学生每月提交一份不少於一万字的读书报告,並在专门的师门討论课上进行深度交流。
这报告绝非简单的內容复述,贾老明確要求,必须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批判性思考,言之无物、拾人牙慧的报告,会被他毫不留情地驳回。
一时间,復旦大学那栋古老的图书馆,成了307宿舍四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个家。
白天没课的时候,四张书桌总是被他们占得满满当当。
走在宿舍的走廊里,常常能听到各个寢室传来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以及因某个学术问题而起的低声討论,空气中瀰漫著一股浓厚而纯粹的求知氛围。
这天中午,四人刚从食堂吃完饭回来。
梁永安把饭盒往桌上一放,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哀嚎起来:“不行了,不行了!这才开学几周,我就感觉头髮都掉了不少。
一本《英国文学史》还没啃完,贾老的书单上还有三本等著我,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年纪最长的孙乃修正戴著老花镜,一丝不苟地擦拭著桌面,闻言推了推眼镜,沉稳地说道:“治学如登山,岂能一蹴而就?梁老弟,你就是性子急了点。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我倒是也想慢慢来,”未来的系主任陈思和靠在床架上,手里晃著一本加繆的《局外人》,眼神里带著几分思辨的笑意。
“可时代不等人啊。我觉得贾老让我们大量阅读,不只是为了打基础,更是想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內,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