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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坚定目标成大事（第2页）

每个人对工作的好恶不同，假使能把工作趣味化、艺术化、兴趣化，就可以把工作轻松愉快地做好。一位哲人说：“必须天天对工作产生新兴趣。”他所指的就是工作要趣味化、兴趣化。人生并不长，因此，最好尽量选择适合你兴趣的工作。工作合乎你的兴趣，你就不会觉得辛苦。

爱迪生一生有三千多项发明。他经常沉浸在工作中，连续几十个小时不休息，而且对吃饭问题也是极其“马虎”。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感觉在工作，一切都是对我的安慰……”

大仲马的写作速度是惊人的。他活了68岁，到晚年自称毕生著书1200部。他白天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一起，晚上则与一些朋友交往、聊天。有人问他：“你苦写了一天，第二天怎么仍有精神呢？”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苦写过。”“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你去问一棵梅树是怎样生产梅子的吧！”看来大仲马是把写作当成了乐趣，当成了生活的全部。

所以，当我们听到有人这样抱怨“我要应付那些我不愿做的事。为什么一定要给那个讨厌的工头干活？老板一点也不了解我、信任我。”这人必定是一个消极、爱发牢骚的家伙，倘若他不能调整工作心态，只会使自己丧失上进的动力和兴趣，阻碍事业的发展。

不成功人士往往面带一种愠怒厌世的表情。他们不喜欢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世界，怀疑他们周围的人都是不诚实和愚笨的。他们把一切都看得那么黑暗，并用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绝望态度和无所寄托的颓丧情绪，影响着他们周围的人。而他们所得到的，也往往是与勤奋上进、乐在其中的奋斗者们相反的结果：一事无成。

香港《快报》记者曾慧燕是一个温文尔雅、秀丽端庄的姑娘，在1984年5月10日香港报业公会举办的“1983年度最佳记者评选”中，竟夺得三项“最佳记者”的金牌。她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还要归功于她初入报界时的正确选择。

1979年元旦，曾慧燕移居香港。她白天上工，晚上自修英语，并开始利用工余时间写些杂感式的小文章，试着向报纸投稿。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在香港《明报》“大家谈”专栏上刊出的，这对她鼓舞很大。从此，署名曾慧燕的文章便经常出现在报端。1980年，香港《中报》刊出招聘广告，她抱着试一下的心情将自己的简历和发表过的文章寄给《中报》。这成为她走入新闻圈的第一步。

到《中报》上班的第一天，老板给了两份工作让她挑选：一是资料员；一是校对。她认为校对工作对她今后的事业会有好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掌握在内地所不熟悉的知识。校对是香港报馆中地位最低的工作，工资也比资料员少300元。曾慧燕选择了校对。通过认真校对，积累了知识，活跃了她的思想，为她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人能够一辈子被人养着，不劳动却能锦衣玉食；即使能够这样，这种寄生虫式的生活也不会让他得到多少快乐和满足，成就感更无从谈起。只有真正能体验到自己工作的乐趣，并真心热爱生活的人，一生才能充满快乐和充实感，才能真正体验到生活的意义所在。

人在刚开始面对自己的人生时，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对某个目标的追求，必然要有一个需要强迫自己适应的阶段。但只要能把勤奋上进变成习惯和常态，进而找到追求的乐趣，整个过程就会让人从内心里感到快乐满足。一旦沉浸于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中，人们就不会对时光的飞速流逝感到遗憾和恋恋不舍，这是一条通向成功的必然途径，同时也是获得精神愉悦和满足的源泉。

君子所为谋道行道

孔子说：“君子谋求学道行道，不谋求衣食。去种地，会常常挨饿；去学习，可以获得俸禄。君子担心学不成道，不能行道，不担心贫穷。”

孔子关于“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主张，并不是对人的空头说教，可以说是他从自身的人生体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生活准则。纵观孔子的一生，应该说是“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一生。他自己曾经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此四项的内涵，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衰颓变乱的心情。饱蘸着人生甘苦浓汁，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不但鞭策着他自己，孜孜不倦地追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启迪着后人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才华及热血。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深刻地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也充分展现了作者崇高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

《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西邠州人，后来迁往江南定居，就成了苏州吴县人。

范仲淹刚两岁的时候，父亲便逝去了，母亲改嫁到淄州长山县朱家，他也就跟着姓了朱，名叫朱说。范仲淹在少年时代就很有志气，当他渐渐长大，知道了自己的家世的时候，深感悲苦，就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独自前往应天府，投靠到同文的门下学习。他昼夜不停地苦读，冬天疲乏到了极点，竟用凉水浇脸，来驱除倦意。他的食物不充裕，甚至不得不靠喝粥来度日。后来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这时他把母亲接来赡养侍奉。调任集庆军节度推官后，便恢复了原来的范姓，又调移楚州粮料院作监。一参与政事，他即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建议：选择贤明的人任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当县令，消除社会上的游散懒惰势力，裁汰冗员并取缔过度侈费。严格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等。

范仲淹通晓六经，尤以《易》经为专长。很多学习儒家经典的人，都来向他请教、问业，他捧着经书为人们讲解，从来不知疲倦。他还曾经用自己的俸禄购买饭食，供给前来求学的各地游士，以致自己的孩子们衣履不整，出门时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较好的衣衫，而范仲淹对此竟处之泰然。每当谈论起天下大事，他都慷慨激昂，当时士大夫间注意品格修养和讲究节操的风尚，正是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开始形成的。

天圣七年，范仲淹因上书谏请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被迫受命离京，往河中府去做通判；后来又调到陈州做通判。自己虽由京官贬为郡官，但关心朝政、劝谏朝廷、体恤民情、勤政爱民的热望不减。那时，朝廷正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京师，建造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上奏说：“不久以前，昭应宫、宁寿观接连毁于火灾，上天的惩戒过去才不久，如今又大兴土木、破费民产，这可不是顺人心、合天意的事情，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平常年景征购木材的数量，以及免除民间在这方面的上贡积欠。”他又说：“受到宠幸的人，不经过有关部门的任命手续，纷纷由皇宫里直接降敕授官，不是太平之象。”这些意见虽然未被采纳实行，但宋仁宗却也不得不承认范仲淹心地忠诚。

有一年闹大蝗灾、大旱灾，江南路、淮南路、京东路的灾情特别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大臣前往灾区巡视，没有得到答复。他就当面质问皇帝：“宫廷中的人如果半日不吃饭，会怎么样呢？”宋仁宗深感震动，便派范仲淹去慰问江南路、淮南路灾区。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饥民，并禁止灾民滥设祠庙祭祀天地鬼神；还奏请朝廷减免庐、舒州这一年应该上贡的折役茶，减免江南东路这一年应该缴纳的丁口盐钱；而且呈上一篇《救弊十事》的奏札，逐条论述了朝政诸弊。

范仲淹为人正直，刚正不阿，与宰相吕夷简不和，又因他屡次上书，批评朝政，惹得皇帝不高兴而将其再次贬出京城，后又调任陕西路永兴军的知军州事。对于个人的升迁去留或褒或贬，范仲淹从不计较。在新任上，他仍积极整顿军备，训练队伍，改变战略，当战则厮杀疆场；当和则加以安抚，几年工夫就使西线边防稳定了下来。

范仲淹幼时贫困，后来官至龙图阁大学士，虽然富贵起来，但没有宾客在场时，一餐仍不吃两份肉菜。妻子儿子的衣食，也是刚够吃用。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赠送给别人，在家乡还创置了“义庄”，用来赡养和救济那些无依无靠的本宗族的人。他待人十分亲热敦厚，并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他处理政事，最讲究忠厚二字，所到之处，多有惠民的德政。邠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待到他逝世时，各地听到噩耗的人，都深深为之叹息。羌族首领数百人聚众举哀，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后人在他的墓碑上铭刻“廉洁俭约，克己奉公，直言尽职，利泽生民”等语。

范仲淹正是以倡导和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十一世纪的官场上树起了一座范仲淹之碑，也开拓性地注释了“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这种精神，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光辉崇高的，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实质，讲的是人生的目的、意义、理想、信念的定位问题，是人生修养的境界问题。作为君子、士人，任务就是修道，为社会、为国家效力，并依据“道”提出治国的办法。当然，修道、维护道是一个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理想与现实经常会有差距，甚至会产生冲突。正是基于理想与现实会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主张。它能赋予以道自任的君子、士人以生命力和抗争力，使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挫折、颠沛之时能保持完整的人格尊严，坚持理想，弘扬精神。这，或许正是当今某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

帆对正风向，船才能驶得更远

职场并非处处坦途，它也会有未被开垦的原始森林。而在这个潮流瞬息万变的时代中，人们只有坚定目标，才能冲破迷雾，走出迷宫般的原始森林。

可是，有很多人总是害怕前途渺茫，轻易放弃自身求生的努力，丧失了自救的机会；或是退而求其次，在不断的游移之中，消耗掉了本身的雄心大志，虽然跟随着别人走出了原始森林的迷宫，却失去了探险的勇气，安于琐碎而烦闷的生活。那么，在职场中如何树立并坚定自己的目标呢？

（1）现实性

制订一个现实的目标非常重要，这是最终可能成功的根本保障。刚刚进入职场的人要认真分析自己的专业、性格、气质和价值观等，找出自己的特点，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结果。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这是成功迈入职场的第一步。

（2）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