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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激进派宗教改革 一概念解说（第1页）

第三节激进派宗教改革一、概念解说

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尽管存在较大差异，但都得到了部分官方势力的保护和支持，并且借助于这种保护和支持，逐步贯彻落实。而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防止动乱，他们也有意识地保留了部分传统教义和礼拜仪式，没有完全将那些可从他们的神学中推论出的革命性观念付诸实践。

恰恰因此，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都受到部分思想观念、立场态度、行为方式更为激进的追随者的反对。他们拥护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但又不满于新的正统教义，主张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剪除教会传统的赘生物，实行教会与国家的严格分离制度，重建以原始基督教为导向、基于各个共同体成员的自愿联合的自由教会或信仰者共同体，实行普遍教士原则和民主选举长老或执事，消除所有等级差别和地位不平等。

路德、茨温利以及后来的加尔文等主流宗教改革家可谓“宪制派宗教改革家”（magisterialreformers），他们的改革属于“宪制派宗教改革”（magisterialreformation）。而那些主张将路德和茨温利的宗教改革引向深入，实行更彻底、更全面的改革的个人和团体则是宗教改革的激进派，他们的改革属于“激进派宗教改革”（radiation），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卡尔施塔特、托马斯·闵采尔以及洗礼派思想家，如巴尔塔萨·胡布迈尔（BalthasarHubmaier，1480或1485—1528）、皮尔格拉姆·马柏克（Pilgrammarbeck，1495—1556）与门诺·西蒙斯（MennoSimons，1496—1561）等。“宪制派宗教改革家”、“宪制派宗教改革”和“激进派宗教改革”等概念均由美国神学家和历史学家乔治·休斯顿·威廉姆斯（GeeHuntstonWilliams，1914—2000）率先采用，现已得到广泛接受。

激进派不承认任何权威和传统，他们相信圣灵存在于人的身体里或者说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在信仰问题上，所有外部的东西，例如作为机构的教会、圣礼和信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书写在圣经中的文字，都无关紧要，甚至必须加以抛弃。但是激进派每一个分支都有自己独特的根源，他们彼此之间的思想和行为也不尽完全相同。有的源自中世纪后期的神秘主义（属灵派）；有的则源自由圣灵光照和由圣经获得的理性（福音理性派）。有的主张建立庞大的、包括所有“义人”在内的教会；有的则主张遁世隐居，在极其狭小的宗教团体里为世界末日做好准备。在对待官方的态度上，他们意见也很不一致：有的承认政府的强制权力，认为例如发动战争和判处死刑等权力，是某类必须要有的邪恶，基督徒担任地方行政官员无损于他们的正直；有的则拒绝所有公职，不容许向国家或城市政府作出任何妥协，力争恢复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体制，在平均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摆脱所有社会监控和教会统治的“使徒共同体”，使全部生活圣洁化。此外，大部分激进派成员反对暴力，倾向于回避流血的强制，但也有人坚决主张动用刀剑，彻底消灭不敬上帝者，建立人间天国。

在激进派宗教改革运动当中，洗礼派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们特别反对婴儿受洗，主张成年人洗礼和信仰洗礼（Glubigentaufe），认为洗礼是以主动的个人信仰告白为前提的，婴儿受洗没有圣经依据，婴儿既不懂得忏悔，也不可能有信仰，只有理智健全、信仰坚定的成年人才可以接受洗礼。他们也只给那些亲自要求施洗的人举行洗礼，只接纳那些以信仰者身份接受了洗礼的人加入共同体。

许多史书都把洗礼派称作“再洗礼派”，但再洗礼派这个概念带有论战性和蔑视性，是为洗礼派的反对者所惯用的一个称谓。在他们看来，洗礼派反对婴儿受洗，主张成年人受洗，但他们早就得到了一次洗礼，后来的洗礼是第二次洗礼。洗礼派及其后继者从一开始就拒绝再洗礼派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在婴儿时接受的洗礼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因此也是无效的，他们后来接受的洗礼并非第二次受洗而是首次受洗，根本不存在“重新洗礼”或“再洗礼”问题。由此可见，“再洗礼派”概念是不合适的，应当用不含褒贬的、中性的“洗礼派”概念取而代之。

激进派的宗教改革不为主流派宗教改革家所容忍，也受到官方的严厉监控和迫害；大批信徒惨遭极刑，成为福音教的殉教者。路德称其为“狂热分子”，加尔文则直言他们是“骗子”“没脑子”“驴子”“恶棍”“疯狗”。统治当局之所以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主要不是因为激进派非同寻常的神学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追求自由的行动对教俗官厅的权力要求构成了严重威胁。1529年的施佩耶尔帝国等级会议甚至专门颁布《关于再洗礼派的决议》（Wiedertufermandat），规定对洗礼派实施死刑的处罚。大多数激进派被迫在官方教会之外发展他们的基督教生活方式，许多人宁愿接受流放、折磨和罚款，也不否定那呼召他们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救世主。

激进派的宗教改革是16世纪福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一直处于受压制、遭迫害的状态，但就其根本的动力和灵性上的活力来说，激进派宗教改革既不处在边缘，也不处于外围，而是“宗教改革的改革”，是“对天主教纠正的纠正”，是一场孕育了现代自由教会的伟大革新运动。

二、维登贝格的骚乱

马丁·路德在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上的大无畏表现，尤其在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埃尔福特和维登贝格产生了巨大影响。1521年4月和6月，埃尔福特大学拥护宗教改革的大学生们开始驱逐神甫，甚至多次动用武力。同年12月3日，维登贝格大学学生也发生同样的暴动，不少神甫被从讲坛上拉了下来。许多修士离开了修道院，还俗为民，甚或娶妻生子。而在教会内部，主张废除弥撒，改行符合福音要求的圣礼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此情形下，路德的老师和同事、维登贝格大学神学家卡尔施塔特的思想也不断激进，并且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当维登贝格市民强请市政会颁布法律，废除弥撒，将圣餐杯给与平信徒时，卡尔施塔特乘机取得领导地位，开始将路德提出的一些主张付诸实践，决心把“被掳于巴比伦的教会”解放出来。

卡尔施塔特是卡尔施塔特市一位酒窖技师的儿子，1499年就读埃尔福特大学，后转入科伦大学，并在这里熟悉了托马斯主义。1505年，卡尔施塔特转入维登贝格大学，专门研究奥卡姆的著作，5年后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不久又成为隶属于大学的万圣教堂神学教授和副主祭。

卡尔施塔特还是路德的老师，曾参加过路德的博士论文答辩。对于路德的神学思想，他最初表示反对，后来却成为热情的支持者，并通过研读奥古斯丁的著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教改革纲领，特别是在俗人权能方面，他的观点大大超越了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

卡尔施塔特相信朴实无华是最大的智慧，上帝对智者往往虚与委蛇，对普通人却坦诚无欺；《圣经》是一切生活的最高准则，普通人的理解比教士和神学家的理解更纯正，更精准；上帝自驱逐亚当出伊甸园之后就设立了农民等级，但没有设立学者等级；教会为一完全圣洁信徒的团体，神学家却毫无用武之地。基于这样的认识，卡尔施塔特深入市民家庭，请他们解说圣经的疑难章句。他也力主解散学校，奉劝学生回家务农，自食其力，过简单生活。卡尔施塔特尤其反对弥撒、献祭、圣像崇拜、教士独身和修士誓愿等旧礼仪，坚决主张修道士还俗，极力号召捣毁教堂中的所有圣像，用饼和酒两种形式举行圣餐。

1521年圣诞之夜，卡尔施塔特示威性地身穿世俗服装，用德语在维登贝格大教堂举行了一场没有祭祀祈祷的福音教圣餐：圣餐以教徒饼酒同领的形式举行，献祭和事先忏悔均被废除。大约有2000多名市民（占维登贝格市民总数的45）参加了此次圣礼。

1522年1月19日，卡尔施塔特与年仅15岁的安娜结婚，并示威性地举行了一场隆重婚礼。

卡尔施塔特还控制了维登贝格市政会，迫使市政当局在1522年1月24日（另一说：1月22日）颁布一份《城市条例》（Stadt），不仅要改革圣礼和废除圣像，还要没收修道院财产，设立公共基金，救助穷人，关闭妓院，铲除社会弊端。

在维登贝格的运动中，圣像问题位于公众兴趣的首位。当时群情激昂，要求废除圣像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卡尔施塔特遂写作了小册子《论废除圣像》（VonabtuhungderBylder），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圣像破坏运动（Bildersturm），许多礼拜堂和修道院的祭坛都被捣毁，圣母玛利亚画像和圣徒雕像被拆除并被投入火中。

尼克劳斯·施托尔希（NikolausStorch，卒于1525年）、托马斯·德赖克塞尔（ThomasDrechsel）、马库斯·施蒂讷尔（MarkusStübner）等具有神秘主义思想的“茨维考先知”（Zheten）的到来，则为维登贝格的运动提供了新的刺激。对于他们来说，教会的圣礼是毫无用处的，婴儿受洗和教牧制度根本不符合上帝的意愿，是非宗教的、空洞的仪式。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内在的光”，圣灵的直接启示比圣经文本和布道师言辞更重要。不信上帝者要被敬虔者或土耳其人杀戮，千禧年王国马上就要到来。受其影响，卡尔施塔特不再仅仅从《圣经》中寻找依据，而是更多地援用精神召唤了。改革措施日趋激进，局势陷入一片混乱。婴儿受洗受到严厉禁止，教坛里的圣坛被撤除，修道院和妓院全都被关闭了。

面对日益加剧的大动乱，维登贝格市政当局开始感到恐惧，但又束手无策，只好请求路德出面维持秩序。路德因为受到帝国绝罚自身尚且难保，但又感到有责任纠正卡尔施塔特等人对于他的主张的误解，遂不顾萨克森选侯的反对，在1522年3月1日离开瓦特堡重返维登贝格。动身之前，路德就写作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EireueVermahen，sivorAufruhrundEmprung）一文，反复强调叛乱是一种不利的方法，缺乏理智，是由魔鬼建议的，违背上帝的旨意，它所产生的害处常常超过它所达成的改革。基督徒不应当动用武力，而是要宣扬上帝的话，将真理散布于民间，使人心受其感化，自甘接受真信仰。

3月9—16日，路德示威性地穿戴旧僧服，在维登贝格大教堂连续举行了八场“四旬斋布道”（Invten），竭力劝说市民控制自己的情绪，停止过激行动。路德肯定卡尔施塔特宗教改革的意愿是好的，但却批评他没有考虑到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他的激进行为只能使众多“信心软弱者”感到不安和恐慌。路德虽然同大多数激进分子一样，也认为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到，因为教皇这个“反基督者”已在教会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但他强调上帝会用他的话来摧毁敌基督者的统治的。只有魔鬼才会教唆教徒动用暴力手段。路德指出，要进行值得期待的革新，必须首先形成一种福音意识。对尚不坚定的良知施加压力，是对福音自由的伤害，也是一种新的律法行为。福音是自由的，但不是一种新法律。用暴动的方式进行自救是为上帝所禁止的。即使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也只会把事情搞糟了。至于天主教弥撒，其基本错误不在乎仪式，而在乎把仪式与全部礼拜视为一种功德，一种有法术效果的动作，致使异邦人献祭的观念乘机混入了进来，因此，必须废除具有献祭与功德意味的礼拜仪式，将弥撒提高到高尚与合福音的水准。对于旧的礼拜仪式要暂时予以容忍，新的礼拜仪式要等到教徒接受了足够的教导才可运用。应当废除所有不符合《圣经》规定的传统，但有些传统虽然不是以《圣经》为依据的，对于教徒的生活却很有帮助，对于这些传统也应当予以保留。关键的东西是爱，而不是外在的事物。没有爱，上帝必降灾于此，使之变成罪恶之城。废除圣像毫无必要，因为圣像本身是无害的。

路德的主张得到了市政会的赞同，旧式圣礼得到了恢复，只是祭祀祈祷不再举行。路德本人也重新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并把改革引向了较为保守的道路。卡尔施塔特坚持己见，公开与路德对抗。对于他来说，如果福音教社团已经决定遵从上帝的意志履行自己的义务了，那么照顾“软弱者”和依靠官厅便是魔鬼的谎言。他脱下了僧服，穿起了农民的衣裳。他也放弃了博士头衔，让人称他为“安德烈兄弟”。路德要求市政会予以惩处。市政会遂发布禁令，没收卡尔施塔特的著述，并强迫他本人离开维登贝格。1523年，卡尔施塔特去了奥拉明德（Orlamünde），并在当地社团的支持下继续推行激进的宗教改革；他试图借助普通人的帮助，实现他的敌视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在农民当中做农民”。卡尔施塔特还著文反对关于基督的身体和血液真正临在圣餐之中的观点，要求废除婴儿受洗制度，远离风琴和圣像。一段时间，他与具有革命倾向的激进派宗教改革家托马斯·闵采尔有些联系，但不赞成后者“动用刀剑”的主张。就其拒绝武力、超尘脱俗的思想而言，他的立场观点更接近于后来在瑞士出现的洗礼派。

卡尔施塔特关于圣餐礼的观点得到了茨温利的赞成，但却受到路德的坚决反对。1524年，路德与卡尔施塔特在耶拿（Jena）和奥拉明德进行了两次激烈争论；卡尔施塔特坚持己见，最终被萨克森选侯驱逐出萨克森选侯邦。路德把卡尔施塔特的“清静主义”与闵采尔反教权主义的叛乱计划混为一谈，并在1524—1525年专门写作了《在形象和圣礼上反对那些天上的先知》一文，用相当激烈的言辞反击卡尔施塔特之神秘主义的主观意向，坚持以上帝的话作为一切教义的基础和准则的主张，认定信心和理性各有其特定的权威本色。

在被驱逐出萨克森选侯邦之后，卡尔施塔特及其家人长时间处于一种飘泊不定的流浪状态，直到1534年才在巴塞尔获得担任布道士和教授的聘任。1541年圣诞节时，他因感染瘟疫而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