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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普通人革命 一概念辨析（第1页）

第五节普通人革命一、概念辨析

1524—1526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施瓦本、弗兰肯、图林根、萨克森、阿尔萨斯、萨尔茨堡和蒂罗尔等地，大批农民、城市平民和矿山工人，揭竿而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抗教、俗贵族剥削压迫的武装起义，他们攻城略地，捣毁天主教堂和修道院、贵族的城堡和宫殿，与前来镇压起义的诸侯雇佣军进行了浴血奋战。部分起义军还一度控制或新建了地方政权，发布了多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领主的残酷统治。尽管最后失败了，但其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永垂史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反封建斗争。

长期以来，许多记述这次起义的历史文献，大都毫无例外地称之为“农民战争”。在同时代的贵族和高级教士看来，起义是农民破坏公共和平的一场暴动；城市当局后来也重申这一观点，以免惹上纵容甚至是支持暴动的嫌疑。至晚自编年史家彼得·哈勒（PeterHarer，1480至1490之间—大约1555）起，将“农民战争”概念运用于历史编纂的做法就普遍流行开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史学家威廉·戚美尔曼（WilhelmZimmermann，1807—1878）甚至把此次农民战争视为纯德意志事件；他在发表于1841—1843年间的《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一书中，着重描述了发生在德意志地区的事件，对于瑞士和奥地利的起义，仅仅附带提及。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德意志农民战争”概念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历史编纂模式，无论是资产阶级史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袭了这一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学家彼得·布里克勒（PeterBlickle）对农民战争概念提出质疑，并且试图用“普通人革命”（RevolutiondesGemeinenManns）概念取而代之。在布里克勒看来，农民战争概念不足以包容所有参与者，也与事件的性质不完全相符。实际上，起义只是在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农民运动特征。在后来的起义中，起义者并不把他们的斗争仅仅看作是农民们的起义，而是普通人的起义。普通人这一概念在关于16世纪的史料中经常出现，尽管没有总的清楚的界定，但通常是指“一家之主”，也就是“旧式家长制等级体系中有政治权力的家族首领”，属于国家最底层的权威。而参与起义的普通人包括农民、矿工、邦国城市的居民和帝国城市中无权担任公职的人，他们构成了与领主相对立的反对派。“当复杂的主人及其属民的关系转换成复杂的政府和臣民关系时，是他们为了保卫或扩大他们世袭的政治权力而互相展开斗争。”

而从起义者提出的一系列纲领中，可以看到普通人起义是颇具革命性的。起义者他们不仅要求减少税务负担、废除人身依附关系，而且也追求一种独特的宗教关照，要求宣讲纯正的福音，建立独立的教会，自由选举牧师，举行免除手续费的圣礼庆典，对教会计一税实行自我管理。在上施瓦本的《十二条款》中，起义者要求彻底废除农奴制，主张把《圣经》确立为社会和政治的标准，“他们反对的是整个封建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秩序”。上施瓦本的基督教联盟谋求建立一个以合作为基础的联邦性质的同盟，试图以基于合作性同盟的立宪政权取代基于家长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结构的小政权，以可以与瑞士联邦相媲美的更大的政治同盟的组建终结小领主之间的纷争。同施瓦本的起义者一样，萨尔茨堡起义者也果断地争取迄今一直为贵族和教士保留的政治权利，坚决主张私利应当服从公共利益，世界应当变得更加和平和公正。

普通人的革命目标与苏黎世宗教改革家茨温利的思想体系有着非常广泛的一致性。“普通人革命”也是一种“共同体宗教改革”（Gemeiion），它致力于国家的基督教化，试图以“神法”的形式使自然法规范化，将社区制度确立为国家的组织或者是外部的原则。布里克勒指出：“一旦人们确定茨温利和南德意志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是独立的宗教改革者——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就必须承认1525年革命本身也是宗教改革的一种表现。”因为“这场运动明显地从改革者对人的观点中获得了支持，该观点强调个人的自觉，并因此培育一个建立在社区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宗教改革的神学宣称基督教徒即将成年，因此建议人类的普遍平等，或者至少是在同上帝的关系上大家一律平等。因为神圣恩典的赐予变成上帝与个人之间的私事，作为得救和恩典中间人的教会将被废弃不用了。因此共同体宗教改革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创造出一些共同利益领域。当教会团体转向政治时，它就具有革命性了，因为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已经变成人们之间的平等。教会的‘理性存在’的丧失使得教士存在成为了一种多余，并且至少在原则上使已经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瓦解了。因此，宗教改革对社区的依赖消除了城市与农村公社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的障碍”。共同体宗教改革在神学—伦理学上意味着宣示纯粹福音的意愿和根据福音调解生活的行为，在组织上意味着将教会建立在共同体中，在政治上意味着将官厅的合法性与福音和共同体联系起来。它是中世纪晚期“普通人”的“社团化”（Kommunalisierung）和“基督教化”（isierung）运动的最终结果，也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

布里克勒试图解释宗教改革广泛传播开来的原因和方式，他也成功地超越思想史或结构史观念，将关注点转移到共同体上，更确切地说转移到“普通人”上，并且借此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同时代人上。鉴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多样性，这种做法意义重大，不仅丰富而且深化了宗教改革研究。虽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但“普通人革命”的命题现在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

二、1524—1526年的普通人革命

普通人革命开始于1524年夏天上施瓦本施蒂林根（Stühlingen）伯爵领地农民的反抗斗争。起义者要求恢复被破坏的“旧法”，废除死亡税、劳役及其他义务，并推举当过雇佣兵的汉斯·米勒（HansMüller，1500以前—1525）为首领。8月24日，米勒率领大约有1000多人的起义队伍开往瓦尔茨胡特，与当地市民联合成立了“福音教兄弟会”，按帝国国旗的颜色做成黑、红、黄三色旗为盟旗，宣称除皇帝一人，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9月底，米勒起义军穿过黑森林向富特万根（Furtwangen）推进。至10月中旬，起义军已达3500余人（另一说为5000余人），据守埃瓦廷根（Ewattingen）。米勒还向施瓦本、弗兰肯、图林根和阿尔萨斯各地派遣密使，计划联合农民成立全德兄弟会。康斯坦茨主教派遣大臣前往埃瓦廷根与农民谈判，结果达成停战协议，起义者旋即解散。

然而，领主们根本无意顺从农民的要求。农民刚一回家，领主就照旧要他们交纳租税、服劳役、履行一切有争议的义务。农民重新集合起来进行斗争。与此同时，闵采尔来到了施瓦本。他到处进行宣传鼓动，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和支持者，播下了蓄势待发的革命火种，直到次年2月方才离去。

1525年2月9日，在乌尔姆附近，有1。2万多名农民成立巴尔特林根起义军（BaltringerHaufen），组建兄弟会，比贝腊赫（Biberach）市的居民也踊跃加入。不久，阿尔郜起义军（AllguerHaufen）和巴登湖军（Seehaufen）也相继成立。到3月初，施瓦本各地起义军大约有3万—4万人。原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利希也招募雇佣兵6000余人加入到起义行列中来。他企图利用普通人革命，占领斯图加特，收复被哈布斯堡家族夺占的领地。

这些起义军明显地受到闵采尔思想的影响，它以“书简”的形式提出一份纲领，宣称领主压迫城乡民众是违背上帝意愿的，贫苦人要团结起来，加入“基督教同盟”，与其他“兄弟同盟”一起，把自己和子孙后代从苦难世界中解救出来。如有可能，尽量采用和平手段；迫不得已，就动用武力。对叛徒和拒不投降的僧侣及贵族实行“世俗斥革”，断绝与他们的一切关系，使之虽生犹死。

面对日益壮大的起义队伍，统治者惊恐万分。此时，皇帝卡尔五世正陷入意大利战争，无法分身，以神圣罗马帝国总督、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为首的执政府既无强大的军队，又无充裕的财政，只能向施瓦本同盟和奥格斯堡富商求助，借兵借钱。施瓦本同盟临时组建了一支由9000名步兵、1500名骑兵组成的雇佣军，并任命军事贵族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冯·瓦尔德堡（GeTruWaldburg，1488—1531）担任总指挥。特鲁赫泽斯计划先集中兵力迎击乌尔利希，得手后再回击农民，遂在2月26日派人与起义军谈判。起义者盲目轻信，同意暂时停战，参加约定在4月2日举行的和平谈判。之后，施瓦本同盟军队兵分两路，一路追击乌尔里希，一路攻占斯图加特。乌尔里希战败，仓皇出逃瑞士。

起义者严格遵守停战协议，认真准备和平谈判。3月中旬，巴尔特林根、阿尔郜和巴登湖三支起义军的50名代表齐聚梅明根（Memmingen），由毛皮工匠塞巴斯蒂安·洛策尔（SebastianLotzer）起草，传教士克里斯托弗·夏普勒（ChristophSchappeler）协助，联合制定了一份融“怨情陈述、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于一体的《十二条款》（ZwlfArtikel），提出了自由选举牧师、取消小什一税、废除农奴制、狩猎和捕鱼自由、归还林地和草地给村社、减轻徭役、重新确定向领主缴纳的赋税、制订确定的而不是任意的惩罚办法和取消继承税等要求，并强调圣经是农民全部要求的基础，不仅要求恢复“旧法”，还要求遵从“上帝的话”。在这里，农民的要求首次得到了统一表述并形成文字。《十二条款》在成文之后的短短两个月中，至少印发了25版、2。5万份，传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凡是加入起义军者，都要宣誓拥护该条款中的各项内容。起义者还按照瑞士联盟的样板，建立了“上施瓦本联邦”（Oberschwbisossenschaft），制定了联邦条例，要求各支起义军相互支援，团结一致地与官厅进行对抗。

在打败乌尔里希以后，哈布斯堡家族再次占有了符滕姆贝格，特鲁赫泽斯则率领施瓦本同盟军队回师讨伐起义军了。对于施瓦本同盟背信弃义的行径，起义者深感愤怒，他们决定主动出击，没收教产，摧毁庄园。巴尔特林根起义军率先行动，攻占特鲁赫泽斯的宫城，抢走全部粮食、酒和家具，然后放火烧掉房屋。莱普海姆（Leipheim）起义军开进魏森霍恩（Weissenhorn）城郊的一个修道院，捣毁神龛和大风琴，撕掉记载地租和债务的文契，把祭服和旗帜扯成条做裤带，并找来鱼、肉、酒等美味食品，大吃大喝了一通。阿尔郜起义军则攻占了肯普滕修道院，打翻了圣像和神龛，捣毁契约和文件。

3月底，特鲁赫泽斯率军渡过多瑙河，向巴尔特林根起义军发起了进攻，起义军不敌，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之中。4月4日，特鲁赫泽斯的军队攻击莱普海姆起义军，起义军领导人、布道士雅克布·魏（JakobWehe）被俘身亡，曾经支持过起义者的莱普海姆市政当局也被处以巨额罚金。4月14日，施瓦本同盟在乌尔扎赫（Wurzach）再次打败巴尔特林根起义军，起义者伤亡惨重，幸免于难的也必须缴纳很高的罚款。巴登湖军在得知特鲁赫泽斯来犯的消息后，立即进行了军事动员，并与阿尔郜起义军一起利用有利地形迎击敌人。特鲁赫泽斯自觉难以制胜，故伎重演，再次玩弄起和谈把戏。他说服起义军在4月17日签订《魏因加滕协定》（Vertragvoen），规定起义者对地主的控诉交由六个中立城市裁决，签约起义军不得与其他起义军结盟。随后，特鲁赫泽斯率军赶往赫郜（Hegau），以便解救被赫郜和南黑森林起义军包围在拉多尔夫策尔（Radolfzell）的贵族。特鲁赫泽斯想与赫郜和南黑森林起义军达成一项类似《魏因加滕协定》的协定。谈判尚未成功，他便接到施瓦本同盟的三道命令，火速班师救援受到起义者激烈攻击的符滕姆贝格。符滕姆贝格起义军向赫郜和南黑森林起义军求援未果，被施瓦本同盟军队打败。

在弗兰肯，各地民众也从1525年3月起相继起事。3月22日，罗腾堡郊区的民众组建黑军，发动起义，推举见多识广的贵族弗洛里安·盖尔（Fleyer，大约1490—1525）担任领袖。盖尔颁布条例，规定由“学识高深的圣经学者”来领导邦国未来的“宗教改革”，在农民和市民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帝国改革，首先是以福音为道德基础，消除教士和贵族的特权。盖尔成功地说服几个小城市加入起义队伍，并与维尔茨堡及勃兰登堡—安斯巴赫—拜罗伊特（Brandenburg-Ansbach-Bayreuth）马克伯爵卡西米尔（Kasimir）进行谈判。谈判无果，盖尔便率领起义军大规模摧毁贵族宫殿，力图迫使教士和俗人、贵族和非贵族接受通用市民法和乡村公约，善待市民和农民。

3月26日，奥登瓦尔德（Odenwald）的山地民众在旅店主格奥尔格·梅茨勒（GeMetzler）的领导下举行起义，组建“基督教农军”，宣布实行圣经和圣保罗的教诲，遵从《十二条款》。3月27日，在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也有数千民众起事。耐卡河谷（al）的民众则在4月1日夜由小酒店店主耶克莱因·罗尔巴赫（JRohrbach）挑头举行起义，并提出废除徭役和高额地租、没收和平分教产等主张。4月2日，贵族出身的文德尔·希普勒（WendelHipler，大约1465—1526）又领导厄林根（hringen）民众起义。希普勒曾在霍亨洛赫（Hohenlohe）的伯爵宫廷担任总务大臣20余年，因痛恨诸侯的飞扬跋扈，同情普通民众的苦难，离职到海尔布琅（Heilbronn）做律师，在当地居民中颇有影响。普通人革命兴起后，希普勒立即带领部分民众予以响应。4月11日，班贝格城市居民发动武装起义，赶走主教，邀请农民军开进城内，协助城市居民守护城市。4月16日（复活节），弗洛里安·盖尔率领的黑军攻克魏因斯贝格（Weinsberg），活捉了凶狠残暴、捉到起义农民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勒死的赫尔芬施泰因（Helfenstein）伯爵路德维希（Ludwig）。军法会议判处赫尔芬施泰因伯爵等人死刑，起义者一边击鼓，一边用梭镖将他们乱刺而死，是为“魏因斯贝格血案”，此一较为血腥的事件使起义者背上了“杀人越货”的恶名。

盖尔、梅茨勒、罗尔巴赫和希普勒等人领导的起义军联合成立“奥登瓦尔德—耐卡河谷华美军”，总兵力约8万人，共推梅茨勒为领导人，后来又推希普勒为总监。希普勒推举帝国骑士戈茨·冯·贝利欣根（Gtzven，大约1480—1562）为军事领袖。盖尔和罗尔巴赫与希普勒意见不和，各率自己的队伍离去。贝利欣根说服施特拉斯堡的主教威廉加入农民同盟并对《十二条款》承担义务。

三四月间，在施韦比施哈尔、施韦比施格明德（Schwbisd）、克赖赫郜和奥尔滕瑙（Ortenau）等地，也有一些民众成群结帮，抢劫修道院和城堡，特别是将古皇城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付之一炬，烧毁殆尽。4月16日，在符滕姆贝格有8000多名民众组建了“华美基督教农军”，推举波特瓦（Bottwar）市政参事、市民反对派首领马特恩·费尔巴哈（MaternFeuerbach）为首领。4月25日，在城市居民的帮助下，华美基督教农军与耶克莱因·罗尔巴赫率领的200名兄弟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斯图加特，不久又占领了朔恩多夫（Sdppingen）、基尔希海姆（Kirchheim）和尼尔廷根（Nürtingen）等城市。4月底，民众起义波及普法尔茨所属的莱茵河两岸地区，施佩耶尔主教逃跑，帝国选侯、普法尔茨伯爵路德维希五世（LudwigV。，1478—1544）接受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通的建议，与起义军达成如下协议：由邦国等级会议研究处理民众的申诉；起义军撤出所占领的城市和城堡，然后就地解散。

5月初，希普勒和贝利欣根等人召集部分起义军领导人到海尔布琅开会，共商建立农民议会（Bauer），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事宜。会议通过了由美因兹税务官弗里德里希·魏甘德（Friedrid）起草、经文德尔·希普勒修订的《给一切基督教国家谋福利的制度和改革》（又称《海尔布琅纲领》），该纲领共计14条款，其主要内容是：没收教会财产用于“公益”事业，村社自由任免牧师，限制世俗领主的权利和收入，取消一切地租，实行政教分离，统一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服判决者可以上诉，除“皇帝赋税”外，废除一切关税和杂税，条条大路均可自由通行，统一全国币值和度量衡，限制放债取息，解除贵族对教会采邑的义务，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各地只由帝国君主负责保护，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与《十二条款》相比，这一纲领要保守得多，主要代表了市民和小贵族的利益，未在普通人革命中占主导地位。

5月9日，特鲁赫泽斯率领的施瓦本同盟军队在伯布林根（Bblingen）附近与华美基督教农军对峙。5月12日晨，同盟军队发动突然袭击，起义军伤亡惨重，四处逃散。费尔巴哈和罗尔巴赫双双被捕，惨遭杀害。5月23日，普法尔茨选侯路德维希五世装备了一支拥有4500名步兵、1800名骑兵和多门大炮的军队，背信弃义地袭击了驻扎在布鲁赫赖茵（Bru）和布鲁赫萨尔（Bruchsal）的起义军，放火烧毁了许多村庄。特鲁赫泽斯遥相呼应，发动对埃平根（Eppingen）的突然袭击。28日，双方组成联军，共同进击奥登瓦尔德。贝利欣根临阵脱逃，群龙无首的华美军在柯尼斯贝格被打败。盖尔率领黑军在因戈尔施塔特进行了顽强抵抗，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又成功突围，但在维尔茨堡附近的森林里被人暗杀。6月7日，特鲁赫泽斯进抵维尔茨堡，该城市政会与其暗中勾结，答应解除武装，交出起义军首领。第二天，施瓦本同盟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维尔茨堡，弗兰肯的民众起义大都被镇压了下去。紧接着，特鲁赫泽斯率部经班贝克、纽伦贝格和内特林根返回施瓦本，力图彻底消灭继续坚持战斗的起义军余部。7月末，他同帕维亚之战的胜利者格奥尔格·冯·弗隆茨贝格一起在位于祖尔茨贝格（Sulzberg）附近的卡伦山（Kallenberg）战胜了阿尔郜起义军。赫郜起义军在被打败后，经瑞士调停，与奥地利大公缔结了和约。汉斯·米勒被捕身亡。

普通人革命的另一个中心是图林根和萨克森，也是托马斯·闵采尔及其追随者的主要活动区域。1524年底，曾经陪同闵采尔漫游施瓦本的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米尔豪森，他在这里同闵采尔的其他追随者一起，为迎接闵采尔的归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525年2月末，闵采尔重返米尔豪森并被选举为玛利亚教堂牧师。他接连在城里和郊外布道，攻击诸侯和贵族，号召人们参加基督教同盟，虽遭到市政会的禁止，但深受广大农民、矿工和城市下层居民的欢迎。3月17日，米尔豪森的平民和矿工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旧市政会，成立新的“永久市政会”（因为它不像旧市政会那样由四个团体轮流执政，而由一个团体永久执政）。闵采尔虽然不是新政权的负责人，但经常以牧师身份出席市政会议，在对外联系上发挥重要作用。

“永久市政会”依靠革命派实行基督教民主，废除了一切教堂和修道院，将其财产改为“公用”，大批庄园和宫殿受到冲击，贵族如果没有逃走就被迫加入起义军。革命的烈火，以米尔豪森为中心向四方蔓延。在富尔达教区的瓦哈（Vacha）和黑林根（Heringen），出现一支上万人的起义军队伍。他们攻城略地，焚烧庄园，捣毁教堂和修道院，吓得富尔达副主教急忙宣布接受《十二条款》，参加农民的兄弟会。在路德曾经隐居过的瓦特堡，也活跃着一支8000人的起义军。他们捣毁修道院，攻占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萨尔聪根（Salzungen），直逼埃尔福特。阿恩施塔特（Arnstadt）城附近的民众也揭竿而起，迫使施瓦茨堡（Schwarzburg）的伯爵接受十二条款。在茨维考、安娜贝格和马林贝格一带，有一支1500多人的矿工、农民武装，其中有许多人是来自曼斯费尔德的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