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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杀抗逆（第1页）

诛杀抗逆

武则天具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改元“垂拱”，仍然独揽大权。一年以后，当家完全趋于安定，形势有所好转时，她才作出了返政的姿态。垂拱二年（686）正月，“皇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但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坚决不干，于是，“太后复临朝称制”，继续掌握权柄。谁对此表示异议，她就贬杀谁。例如：垂拱二年十月，雍州新丰县（今陕西临潼），东南有山涌出，侍臣以为祥瑞，武则天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不以为然，上书说道：“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埠阜出。今太后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太后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穆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

很露骨地反对女人掌权。武则天大怒，把俞文俊流放到了岭外。

垂拱三年五月，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祎之在私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把这话向武则天作了汇报，她十分不悦。有人诬告刘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之贿，又与许敬宗之妾私通。武则天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问其事。王本立宣读武则天之敕，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武则天以为拒捍制使，“赐死于家。”刘祎之少年时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人称“刘孟高郭”。上元年间被诏入禁中，充当“北门学士”。武则天临朝，“甚见亲委”，被提拔为宰相，“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只因有使则天还政之意和“拒捍制使”之行，便丢了性命。

垂拱三年九月，虢州人杨初成自称郎将，矫制募人，欲迎庐陵王于房州而驱逐武则天和唐睿宗，武则天立即处决了杨初成。

在此期间，武则天励精图治，为振兴唐王朝作了许多努力。

其一，广开言路。唐初依前代旧规，设登闻鼓于西朝堂，设肺石于东朝堂，供告急诉冤之用，但派专人防守，一般人即使有冤，也难以击鼓立石。

垂拱元年（685）二月，武则天下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击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垂拱二年三月，又令巧匠鱼保家作铜匳四枚，共为一室，“四面置门”，分别为青、红、白、黑四色，置于朝堂，以收天下常人表疏：青匳在东，名“延恩”，告“养人及劝农之事者”投之；红匳在南，名“招谏”，“正谏论时政之得失者”投之；白匳在西，名“伸冤”，“有欲自陈屈抑者”投之；黑匦在北，名“通玄”，献“谋智者”投之。令正谏大夫、补缺、拾遗一人充使，于朝堂知匳事，“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并进。”武则天通过铜匦了解到不少情况，“由是人间善恶事多所知悉。”

其二，扩大仕途。唐初入仕之途主要是门荫，其次是军功、科举。门荫是汉魏以来传统的入仕途径，带有“世卿世禄”之遗风，只局限于达官贵人。军功受爵古亦有之，然不甚流行。南北朝末期以后有所抬头，但只局限于战争的场合和军人内部。科举制起于隋、兴于唐，虽面向全社会，但也往往限于贵族士人，一般百姓很难问津。所以唐初的仕途虽较前代为宽，但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仍然是比较窄的。官僚贵族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体。对此，唐太宗十分不满。他曾准备拓宽仕途，实行自举，但因有人反对而未能如意。

武则天自当皇后以来，遭到不少士族官僚的反对。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使更多的有识之士为其统治服务，她勇敢地迈出了唐太宗所未能迈出的一步。垂拱元年五月，“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也就是说，不论是现任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才干，都可以毛遂自荐，以求进用。正如《新唐书·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

其三，注重吏治。吏治对社会状况至关重要，因此自古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勤于整饬。武则天“通文史”，且有几十年的统治经验，对此十分清楚。她知道，对于官吏光用法律的形式来约束是不行的，要使他们“称职”，必须加强教育，使其懂得为臣之道。为此，她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撰写《臣轨》一书，从十个方面对臣下提出要求：

同体。即为臣者要与君王同心同德，做君主的手足耳目；爱国恤人，尽职尽责。

至忠。以慈惠为本，多其功而不言；推善于君，引过在己。守道。以“道”清心正身，佐时匡主；名不动心，利不动志。

公正。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当公法则不阿亲党，举贤才则不避仇雠；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

匡谏。除君之过，矫君之失；以谏为忠，不避斧钺。诚信。以信忠君，以信怀下；上下通诚，信而不疑。

慎密。保守国家机密，不漏禁中之语；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

廉洁。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入；以廉平为德，不求非其所有。

良将。有五材四艺，机智果断。

利人。禁未作，兴农功，省徭轻赋，不夺人时，务使家给人足。

显然，其中心思想是要求臣僚成为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人物。垂拱元年书成，“普锡具僚。”由于此书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要求严而不苛，因而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在对官吏进行普遍教育的同时，武则天还对官制的某些环节也作了改革。如垂拱二年（686）正月，提高地方官的身份，“初令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

三年十一月，罢监军。史载：“太后欲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功!’遂罢之。”

其四，加强法制。武则天辅佐高宗几十年，深知法制的重要。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秩序，垂拱元年，即派人重新删定律令格式。所谓律令格式，乃是唐王朝的法律文书的形式。

简单些说，“律”是国家的法律条文，“令”是关于尊卑贵贱及国家制度的规定，“格”是皇帝下达的有关百官日常行事的敕令，“式”是有关国家行政法规的各种章程。高宗即位之初，律令格式已大体齐备，而以律的成就最为显著。自永徽至垂拱，已历三十余年，律令，特别是格式已有了重定的必要。因此，武则天在广开言路的同时，命内史裴居道、夏官尚书岑长倩、凤阁侍郎韦方质与袁智弘等十余人重新删定。

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是约法省刑。武则天说：“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无为，业光刑措。”由于《永徽律疏》本身“得古今之平”，因而修改时大抵依旧，“惟改二十四条。”对于格式，则根据“便于时”而“堪为当时行用”的原则作了较大的变动，编成《垂拱格》二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垂拱式》二十卷。删定工作结束后，武则天亲为《垂拱格》作序，与律令等一道颁下。由于武则天的主导思想正确，加上删修官韦方质、王守嗔等精通法律，因而垂拱格式“议者称为详密”。施行之后，颇见成效。

其五，抗击突厥。平定徐敬业叛乱后，周边少数民族贵族侵扰的事仍有发生。垂拱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笃禄侵扰朔、代等州。武则天命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与中郎将蒲英节率兵赴援。至忻州（山西忻县）为突厥所败，死者五千余人。

垂拱三年（687），骨笃禄复与元珍侵扰朔州。武则天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及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率兵击之，大破突厥于黄花堆（在朔州神武川），追奔四十余里，突厥散走碛北。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率一万三千人穷追。由于贪功，特别是采取了蠢猪式的战术，结果全军覆没。武则天下令“诛宝璧，改骨笃禄曰不座禄”。虽然损失较重，但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突厥贵族的疯狂侵扰。

其六，赈济灾民。垂拱年间，发生了几次干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武则天对灾民颇为关心。垂拱四年二月，山东、河南等地百姓因去岁遭受旱灾而甚饥乏。武则天命王及善、欧阳通、狄仁杰巡抚赈给。这便是其中的一例。

武则天所做的这些努力，绝大部分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实上也确曾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此，她的威望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