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待了两年,她见过太多不真实的人。那些试镜时对她微笑的导演,转头就把她的简歷扔进垃圾桶。
那些在派对上跟她聊得很投机的製片人,第二天就不记得她的名字。那些说“有机会一定合作”的演员,连她的联繫方式都没留。
每个人都戴著面具,说著客套话,做著表面功夫。她自己也一样。她学会了对不喜欢的人微笑,学会了在导演面前说违心的恭维话,学会了在竞爭面前隱藏自己的失落。她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
直到她遇到王浩。
他不会说好听的话,不会做漂亮的场面功夫。他给她倒酒的时候洒了一点在桌布上,著急地用纸巾去擦,越擦越花。他跟她说自己的糗事,一点都不怕丟脸。他笑起来的时候那么大声,旁边的人都回头看,他完全没有察觉。
他像是一面乾净的镜子,照出了她这两年来所有的偽装。
所以当王浩问她“你为什么要约我出来”的时候,她沉默了。她想了很久,想找一个合適的答案。说“因为你是陆先生的朋友”?太势利了。说“因为我觉得你很有趣”?太轻浮了。说“因为我在纽约很孤单”?太可怜了。
最后她说了实话。
“因为,”她说,“你是个很好的人。”
这是真的。不是因为他是陆晨的朋友,不是因为他认识马尔斯。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真诚而温暖,这些品质在纽约太稀缺了,稀缺到她以为已经不存在了。
但她也知道,这不是全部的答案。
克莱尔从床边站起来,走到摺叠桌前,打开那盏檯灯。灯光是暖黄色的,在墙上投下一个圆圆的光斑。她坐在摺叠椅上,双手交叠放在桌上,下巴搁在手背上。
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艘游艇上。
不只是因为朋友的朋友认识马尔斯的助理。也因为她需要认识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机会,需要在这个城市活下去。
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在魁北克的时候,她的同学们有的结婚了,有的生了孩子,有的在银行、学校、医院里有了稳定的工作。
而她,在纽约漂了两年,还在为了一个百老匯群舞的位置跟几十个人竞爭。房租每个月涨一次,试镜的戏服越来越贵,银行卡里的数字越来越少。
她妈妈打电话来,问她过得好不好。她说好,很好,最近在拍一部新戏,导演很赏识她。掛了电话,她对著那面裂了一条缝的穿衣镜站了很久。
她需要一个依靠。不是那种拯救公主的骑士,而是一个可以让她安心的人。一个在她试镜失败的时候会说“没关係,下次一定行”的人。一个在她付不起房租的时候会说“我先帮你垫著”的人。一个在她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会说“你不是一个人”的人。
王浩不是大人物。他不是导演,不是製片人,不是富豪。他只是一个刚来纽约几个月的程式设计师,在一家刚起步的科技公司上班,英语还说得磕磕巴巴。但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个朋友是马尔斯的至交。
她知道自己在算计。从认识王浩的那一刻起,她就在算计。她看到他跟陆晨说话时的亲密,看到马尔斯拍他肩膀时的隨意,看到其他客人主动跟他打招呼时的热情。她知道这个人,值得交往。
马尔斯先生,陆晨先生那样的人是她高攀不上的,但如果是王浩,她也许可以?
所以她在游艇上主动跟他聊天,主动加了他的联繫方式,主动约他出来吃饭。每一步都是计划好的。
但她没想到的是,王浩比她想像的要好。
好太多了。
好到让她忘了那些算计,忘了那些目的,只是单纯地想跟他待在一起。听他说话,看他笑,感受他那毫无保留的真诚。
她低下头,把脸埋在手臂里。檯灯的光照在她的头髮上,棕色的髮丝在暖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泽。她想起王浩说“以后你不会一个人了”时的表情。那么认真,那么篤定,好像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在纽约的两年里,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