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电报在桌子上摊开,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於清晨抵达,隨附的审讯记录摘要中,那句“我曾给韦格纳同志写信”的字样被红笔圈出,显得格外刺眼。
办公室的窗户敞开著,十月底的冷风灌进来,吹动了桌上的文件。
韦格纳走到窗前,望向南方。
“所以那封信真的存在吗?”
韦格纳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
台尔曼將內务部的检索报告推过桌面:
“主席,1919年至1920年间的外文信件归档確实有漏洞。
当时每天有上千封世界各地的来信,很多没有明確寄件人的信件被归入『待处理类別,后来在档案室搬迁时丟失了一部分。”
台尔曼顿了顿,
“但如果我们真的收到了墨索里尼写的信,应该会有留存记录的。”
“也许墨索里尼用了化名。”
施密特摇了摇头,“或者这封信根本就没送到柏林来。就当时的那个情况,在运输途中出问题是很正常的。”
韦格纳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座的三位同志:
“假设那封信真的送到了我的办公桌。
假设我真的读到了一个名叫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义大利前社会党人,表达他对德国革命的『钦佩和『寻求指导的愿望。
你们认为,我应该怎么回应?”
克朗茨第一个回应,
“我的建议是立刻销毁信件,將此人列入潜在危险分子名单。
一个能在1914年背叛社会党、支持帝国主义战爭的人,同样可能背叛任何信仰。
投机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但当时我们也在试图推动世界革命。”
施密特的声音更冷静,
“从策略上讲,一个在义大利有一定影响力的前左翼分子主动靠近,我们至少可以接触观察,了解义大利国內局势。”
台尔曼辩驳道:
“这种人只会利用我们。
我看审讯记录里他说『我想成为义大利的韦格纳——这句话暴露了一切。
他要的不是信仰,是个人崇拜;要的不是革命,是个人权力。
这种人一旦进入我们的队伍,只会腐蚀组织,最终在关键时刻背叛组织,窃取革命成果。”
韦格纳等所有人都发表了看法,他接著说道,
“你们都说得对,但都只看到了一个侧面情况。”
韦格纳抽出一支烟,坐下,开始具体分析,
“墨索里尼最早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认为是索雷尔的工团主义暴力崇拜,是尼采式的超人哲学,是民族悲情和革命口號的杂乱拼贴。
他从没有形成完整的、基於歷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
墨索里尼的『主义永远是工具——用来煽动、用来动员、用来为个人野心服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