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们家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地產,名义上是赎买,
我父亲那年四十七岁,前半生从没工作过一天,所有技能就是在庄园里接待客人、打猎、品鑑葡萄酒。
他那些朋友——和他一样的男爵、骑士、没落贵族——一个接一个破產,有人把猎枪塞进嘴里,有人悄悄变卖了最后一座城堡跑去瑞士。
父亲没有。他把剩下的土地和庄园管理权卖给了佃农,带著我们搬到林茨城边这座文化遗產庄园,靠变卖祖母的首饰维持体面。”
“他从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独自坐在书房,对著墙上那幅威廉皇帝画像,喝光一整瓶摩泽尔。
我十岁那年,有天夜里被尿憋醒,下楼找马桶,透过门缝看见父亲跪在那幅画像前,额头抵著地板。他没有哭,只是跪著,很久很久。”
海涅曼的烟燃尽了。
“我恨过他。”克劳斯说,
“恨他让我生在一个过时的姓氏里,恨他把我养得只会骑马、品酒、说流利的法语,却不会任何谋生技能。
恨他让我必须不断向那些泥腿子证明,我比他们高贵。
后来我知道,那不只是恨他,是恨我自己。”
“我大哥汉斯是个聪明人。
他早早就学会了低头,穿上共和国的制服,说共和国的套话,在共和国的办公室里一步步往上爬。
父亲从不过问他做什么工作,只是每个月定期收到他送来的钱,从不问来源。
我们心照不宣:父亲提供他那些旧时代的人脉网络,汉斯负责在体制內寻找缝隙。我?”
“我是那个负责干脏活的人。”
“1923年,父亲通过旧关係认识了一个从慕尼黑来的男人。
那人自称是某位將军的副官,实际上是为一个刚被镇压的保皇地下组织筹集经费。
父亲卖掉了祖母最后一套红宝石首饰,把钱交给那个人,换回一枚铁十字勋章,他把勋章掛在书房的壁炉上方,对著它沉默了很久。”
“那一年我二十岁。父亲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去办一些……不方便亲自出面的事。
我说愿意。因为他终於正眼看我了。”
“最初只是送信、取东西、传话。后来是去码头接货——开始时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后来知道了,但不能问。
再后来,父亲说,有些生意可以做,但需要可靠的自己人来经营。
他认识的人提供资金和人脉,我负责组织人手、摆平麻烦、处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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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顿了一下。
“……那些不能见光的环节。”
海涅曼缓缓开口:
“林茨的地下赌场。高利贷。黑市物资倒卖。受僱『教训不识时务者。还有你那位义大利朋友。”
克劳斯没有否认。
“那不勒斯人,真名我不知道。
墨索里尼倒台、北意革命那会儿逃出来的,带著三个人、两箱里拉和一份南意黑手党家族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地址。
他们想在德语区找个落脚点,我们缺有实战经验的人手。
父亲说,合作是对等的。”
“那些枪呢?”
“也是从义大利渠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