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芝加哥。
夜幕降临时,城南的一间地下酒吧里挤满了人。
烟雾繚绕,酒气熏天,男人们扯著领带,女人们涂著口红,大声笑著,骂著,喝著私酿的劣质威士忌。
这是禁酒令的第十三年。但在这个国家,禁酒令从来只禁穷人。
酒吧深处的一间包房里,坐著几个穿著考究的男人。
坐在主位上的是塞繆尔·英萨尔,芝加哥爱迪生公司的总裁,中西部电力大王,百万富翁。
他的资本帝国曾经遍布整个伊利诺州,但大萧条以来,他的股票跌了九成,他的工人罢工了五次,他的工厂门口每天都有人举著“英萨尔饿死工人”的牌子。
“先生们,我们不能再等了。”
旁边一个胖子点点头。他是当地一家肉类加工厂的老板,姓斯威夫特,家族在这个行业垄断了三十年。他的工厂去年被工会组织了三场罢工,损失了不少的美元。
“英萨尔先生说得对。那些赤色分子,一天比一天猖狂。芝加哥已经有两百个工厂被他们渗透。再这样下去,用不了两年,这座城市就不是我们的了。”
另一个瘦瘦的银行家也开口了。
“纽约那边已经决定了。不能再靠政府了。胡佛那个废物,只会开空头支票。麦克阿瑟的军队也是一坨屎。”
英萨尔看著他。
“你们打算怎么办?”
银行家往前探了探身子。
“我们自己干。”
他从西装內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留著整齐的短髮,面容冷峻,眼神锐利。他穿著笔挺的西装,胸前別著一枚徽章——一只展翅的白头鹰,爪子里抓著一束闪电。
“他叫威廉·达德利·佩利。原籍底特律,汽车工程师出身,参加过上一次战爭,得过勋章。三年前开始组织了一个叫美国復兴同盟,专门来对付那些赤色分子。”
英萨尔拿起照片,端详了一会儿。
“这人靠谱吗?”
银行家说:
“他能让那些工人听话。他的组织已经在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建立了分部,有两万多会员。
他们在当地和共產党对著干——共產党罢工,他们就破坏罢工;共產党游行,他们就衝散游行;共產党发传单,他们就烧传单。”
斯威夫特的眼睛亮了。
“他有武装吗?”
银行家点点头。
“有。退伍军人为主,装备不比警察差。而且,只要您开口了,他们就有了一个共產党没有的东西。”
英萨尔问:“什么?”
银行家说:“钱。我们的钱。”
一九二九年以前,美国没有成规模的右翼运动。
有保守派,有反共分子,有三k党,但都是散的,乱的,不成气候。
大萧条改变了一切。
当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时候,有两种情绪在普通人心里蔓延。
一种是愤怒——对资本家的愤怒,对政府的愤怒,对这个让他们饿肚子的制度的愤怒。这种情绪,被共產党接住了。
另一种是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那些“抢走他们工作”的人的恐惧。这种情绪,没人接。
直到佩利出现。
他第一次出名,是在一九三〇年的底特律。
那一年,福特汽车厂的工人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共產党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组织得很成功,罢工持续了六周,全城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