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时。
阿姆斯特丹,东区。
一栋建於上世纪末的老建筑里面,几十个人坐在一起商量著什么。
他们中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党员,也有头髮花白的老同志。
阿尔伯特·费恩坐在主位上,十四年前,他和特鲁尔斯特拉一起流亡德国,在柏林的工厂里当过工人,在夜校里面教过书,在街头和工人们聊天。
他见过德国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见过工人从奴隶变成主人。
现在,他坐在阿姆斯特丹这间破旧的仓库里,面前是一群和他一样渴望改变的人。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
费恩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同志们,这是柏林的消息。共產国际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不是渐进的时候了。欧洲的局势已经变了。德国、法国、义大利、苏联——整个世界都在往前走。我们也不能掉队。”
旁边的范德林登,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阿姆斯特丹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费恩同志,我们不是不想走。是走不动。实在是我们现在手头上的力量太弱、太分撒了。”
听到这话的费恩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张手绘的荷兰地图前。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从德国回来吗?”
他指著地图上的阿姆斯特丹。
“因为特鲁尔斯特拉同志在去世前告诉我:时机到了。”
“我在德国待了十四年。我看著德国同志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也用了不断的时间才从一个战败国变成强国。
我们呢?我们才刚开始。”
“可是,现在確实不一样了。”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
“这是柏林来的最新指示。共產国际的同志说,现在的世界革命形势,已经不是数年前了。德国、法国、义大利、苏联——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英国在退缩,美国自顾不暇。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
他把文件放下。
“所以,策略要变。从渐进,变成主动。”
范德林登皱起眉头。
“主动?怎么主动?罢工?游行?还是像西班牙那样,拿起枪?”
费恩看著他。
“都可以。但要快。”
他拿出一张纸,上面写著几个大字。
“总罢工——武装起义——建立社会主义荷兰”
会议室里安静了。
范德林登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
“费恩同志,这……”他抬起头,“我们准备好了吗?”
费恩说:“没有。但西班牙的同志也没准备好。波罗的海的同志也没准备好。革命从来不会等你准备好了再来。”
“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