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韦斯特曼继续翻地。
他的动作还是慢,还是笨。
太阳晒得韦斯特曼头晕,他手上那几个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
韦斯特曼咬著牙,一锹一锹地翻。每翻一锹,他就在心里骂一句。
骂这该死的政策,骂这该死的土地,骂这该死的铁锹,骂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
傍晚收工的时候,韦斯特曼已经站不直了。
腰像断了一样,两条腿像灌了铅。韦斯特曼拖著铁锹往回走,走得很慢,每一步都用尽力气。
费曼走在他旁边,扛著铁锹,步子稳稳的。
“第一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
韦斯特曼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想:过几天就好了?过几天我就死了。
回到宿舍,韦斯特曼把铁锹靠在门边,走进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
那七本书还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一本都没动。
韦斯特曼看了一眼,连伸手去够书的力气都没有。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著了。
接下来的日子,对韦斯特曼而言简直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酷刑。
每天天不亮就被叫起来,下地,翻地,施肥,浇水,拔草。
太阳晒,雨淋,风吹。
手磨出了茧子,脚磨出了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腿肿得像萝卜。
韦斯特曼咬著牙,一天一天地熬。他想念柏林的咖啡馆,想念那些朋友,想念自己的书房。
他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骂,骂这该死的政策,骂那些坐办公室里拍脑袋的官僚,骂那个让他们下乡的韦格纳。
韦斯特曼觉得这是迫害。赤裸裸的迫害。
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靠脑子吃饭的人,凭什么要被赶到乡下,干这些粗活?
他的才华,他的思想,他的敏锐,难道是用来翻地的吗?
库尔特对他很好。
知道韦斯特曼吃不惯,让食堂给他单独做;知道他干不动,安排最轻的活给他;知道他手疼,给他找了一副最好的手套。
费曼也对他很好,教他使锹,教他施肥,教他认庄稼。
村里人经常给他送番茄,送黄瓜,送自家醃的鸡蛋。
但韦斯特曼不领情。他觉得这些都是假的。是表演。是为了让他闭嘴。是那个政策的一部分。
一个月,终於熬过去了。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库尔特在食堂给他饯行。
酒桌上,库尔特举起酒杯。
“韦斯特曼同志,这一个月,您辛苦了。咱们村条件差,招待不周,您多担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