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急。还有一件事。”
恩加伊转过身。
“那些被萨莱裹挟的普通百姓——他们不是敌人。
枪一响,他们比谁都害怕。要给他们留活路:放下武器的,既往不咎。
愿意回家的,我们给他们发路费。
愿意留下来的,可以按普通社员对待。”
拉莫尔一愣。
“还发路费?我们哪有钱?”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恩加伊说,
“但你记住,多一个放下武器的人,我们就少一个敌人。
这些人不是天生的土匪,是活不下去才跟著萨莱乾的。
只要让他们看见还有別的活路,他们就不会给萨莱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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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加伊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班吉城外的乌班吉河在月光下静静流淌,河对岸是广袤的、沉睡中的非洲大地。
“拉莫尔同志,你知道韦格纳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说过什么吗?
他说,革命不是一次性的节日,是漫长的建设。
我们以为建立起来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就是胜利了,可还是会有新的压迫者冒出来。”
“萨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还在、还愿意站起来、还愿意为子孙后代拼一把——压迫者来一个,我们就打一个,来一百个,我们就打一百个。”
“总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不用再打仗。
总有一天,这片土地上有真正的、属於非洲人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一天,”
恩加伊转过身,目光坚定如铁,
“也许我看不见,也许你也看不见。但只要我们还在打,它就不会太远了。”
拉莫尔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推门出去了。
走廊里传来他急促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恩加伊独自站在窗前,望著夜色中的班吉城。城中星星点点的灯火,在乌班吉河的映衬下,像散落在黑绒布上的碎金。
他想起年轻时在巴黎读书的日子,想起塞纳河畔那些和他一样肤色、却说著不一样语言的革命者。
也有人问过他:
你一个非洲人,为什么来法国闹革命?
他当时说:
因为压迫不分国界。
现在他知道了,解放也不分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