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下令出兵。
找到那帮人的老巢,救出被俘的同志,把这群祸害连根拔起,一个不留。
法国同志那边,我们会协调的。”
见半天没有人说话。
克朗茨等了十几秒,正要开口,台尔曼站了起来。
“克朗茨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出兵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拍桌子就能决定的。
要评估敌情、地形、气候、后勤,要考虑法国方面的態度,要考虑国际舆论。
主席还没有表態,你这么做不是在逼他表態吗?”
克朗茨的脸色很难看。
他想反驳,但台尔曼说的是对的,他反驳不了。
他站在那里,拳头攥了又松,鬆了又攥。
最后他一拳砸在桌上,转身大步走出了放映室。
袭击发生后的第五天,消息传遍了整个乌班吉沙立。
到第五天早上,班吉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前已经站满了人。
第一批来的人不多。
十几个农民,扛著锄头、砍刀,从北边走了整整一夜。
他们站在门口,不说话,只是站在那里,望著门楣上那面褪色的红旗。
门卫认出了领头的那个人,是姆班吉附近一个合作社的副主任,袭击发生那天他不在村里,躲过了一劫。
但他的两个侄子都在袭击中受了伤,一个还在医院躺著,另一个被抢走了,下落不明。
“你们这是……”
门卫不知道该说什么。
“等人。”
那个副主任只说了两个字。
人越来越多。
从北边来的,从西边来的,从沿著乌班吉河往下游走了一夜赶来的。
有农民,有工人,有教师,有学生,有合作社的社员,有人民委员会的基层干部。
有人穿著洗得发白的工装,有人围著色彩鲜艷的腰布,有人光著膀子只披一块旧布。
恩加伊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看见楼下那片黑压压的人群在烈日下沉默地攒动,他看见人群中那些熟悉的面孔——合作社的社长、农技站的辅导员、小学的校长、医院的护士。
他们都是平时开会时坐在后排、很少发言、但每次分配任务都完成得最踏实的人。
“走吧,下去。”
恩加伊转身走出办公室。
门开了。恩加伊站在台阶上,烈日晒得他眯起了眼。
人群微微骚动了一下,又安静下来。
那个从北边来的合作社副主任走上前,在台阶下站住,仰头望著恩加伊。
“恩加伊同志。”他开口了,
“我是来討个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