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吗?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它能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適应不同环境的形態。
而所有这些形態,最终都將指向同一个目標:全人类的解放。”
这个判断,连同世界革命的积极图景,成为了1928年柏林大会留给歷史的又一个深刻印记。
在即將到来的全球性危机中,东方战场与西方战场的革命进程,將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成为了所有与会者心中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
来自印度代表罗易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韦格纳同志,您所阐述的通过经济建设和生活改善来贏得民心的道路,在德国这样的工业国或许行之有效。
但在印度,我们面对的是绵延千年的种姓枷锁、根深蒂固的宗教隔阂、以及英国殖民者精心构建的分而治之体系。
在这种环境下,强调物质改善,是否会淡化阶级斗爭的尖锐性?
当一部分人生活稍有改善,他们会不会满足於现状,反而成为革命进一步深入的阻碍?”
会场安静下来,许多亚洲、非洲代表都看向讲台。这是一个无法迴避的问题。
韦格纳沉思片刻,缓缓开口:
“罗易同志,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原理如何与千差万別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首先我要承认:印度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德国道路的简单复製。”
“印度的特殊性在於,阶级压迫与种姓压迫、宗教矛盾、民族问题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英国殖民者將这些矛盾制度化了,使其成为维持统治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共產党面临的任务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艰巨。
你们不仅要反对资產阶级和地主,还要在思想上对抗千年积淀的社会意识,还要打破人为製造的宗教与种姓隔阂。”
“因此,我对印度革命的具体策略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印度党必须对本国社会结构进行比任何国家都更细致的研究。
种姓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群体、不同职业阶层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农村的柴明达尔制与城市的买办资本如何勾结?
哪些社会矛盾是首要的、哪些是次要的?没有这种深入的了解,任何革命策略都將是空中楼阁。”
“印共的同志们还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印度,单纯依靠產业工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在总人口中比例有限。
必须將受压迫的农民、不可接触者、少数民族、进步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同样受压迫的中等种姓都团结起来。”
“要採取灵活多样的斗爭形式。印度党应当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权,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决定最有效的斗爭方式。”
韦格纳最后总结道:
“共產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指示是:
稳固当前形势,扩大影响力,缓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