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一辆绿色的邮政车停在了石桥村的大樟树下。
那是个寻常的日子。村里人正端著碗在门口吃晚饭,狗趴在桌下啃骨头,鸡跳上矮墙打盹。邮政车在村里是稀罕物——平时只有镇上邮递员骑自行车来,绿色的铁皮车还是头一回开进村。司机跳下来,手里捧著一个纸箱,站在大樟树下扯著嗓子喊:“周景熙!周景熙!包裹!”
母亲从灶房里跑出来,手上还沾著麵粉。她看了看纸箱上儿子的名字,颤巍巍地签了字。司机把箱子递给她,笑著说:“大娘,这是您儿子出的书。”
母亲愣了一下,手里的纸箱差点掉在地上。她抱著箱子,蹲下来,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纸箱上。邻居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问:“什么书?”“景熙出书了?”“让我看看!”母亲站起来,擦乾眼泪,抱著箱子走进堂屋,放在那张崭新的书桌上。
她不会开纸箱。她用小刀沿著封口划了半天,划不开。蒋有贵走过来,接过小刀,咔嚓几下割开了胶带。母亲伸手进去,摸出一本书。封面是淡蓝色的,上面印著几个字——《石桥村故事》。署名:周景熙。她捧著那本书,翻了几页,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认得封面那张照片——是石桥村的大樟树,是她每天走出院子就能看到的那棵树。树叶密密匝匝的,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洒在地上。有人在树下站著,看不清脸,但她知道那是景熙小时候。
她摸著那本书,像摸著一块刚从灶膛里掏出来的红薯,烫手,甜心。
箱子里的书不多,只有二十本。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母亲一本一本地拿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她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二十本,一本不多,一本不少。她拿起一本,夹在腋下,走出堂屋,穿过院子,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几个老头老太太还在那里乘凉,看见她走过来,问:“秀英,手里拿的啥?”母亲把那本书举起来,说:“景熙的书。我儿子的书。”
“景熙写的?”
“景熙写的。”
老头老太太们凑过来,翻著那本书。他们不识字,但他们看得懂封面那张照片。大樟树,他们看了几十年了。他们也看得懂那些铅字——黑黑的,方方的,密密麻麻的,像田里的秧苗。他们不知道那些字写了什么,但他们知道,那是从他们村子里长出来的东西,跟他们种的水稻、红薯、花生一样,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
“秀英,你儿子有出息了。”
“秀英,你苦了这么多年,值了。”
母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她抬起头,看著那棵大樟树。树干粗得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遮住了半个晒穀场。她想起景熙小时候,光著脚在树下跑来跑去,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她喊他回来吃饭,他不回,说再玩一会儿。她就站在门口,看著他,等他玩够了跑回来,头上沾著树叶,脸上全是汗。那时候她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在村里长大,在村里娶媳妇,在村里种地。她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离开,会走那么远的路,会吃那么多的苦,会写出这么一本书。现在他回来了,不在人,在书里。那些字,像一条看不见的路,从她的灶房门口,一直通到了东莞,通到了那些她叫不出名字的地方。
周景熙是在dg收到母亲电话的。
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景熙,书收到了。二十本。你爸高兴得一晚上没睡,把那本书翻来覆去地看,也不睡觉。我说你又看不懂这些东西,看什么?他说,我看看我儿子写的字。我说你看得懂吗?他说,看不懂也想看。”
周景熙握著手机,眼泪流了下来。他没有擦,让它流。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坐在煤油灯下,看他写作业。他不说话,也不看他写什么,只是坐在那里,像一棵树。那时候他以为父亲不关心他写什么。现在他知道了,父亲一直在看。不是用眼睛,是用心。
“妈,你把电话给爸,我跟他说两句。”
母亲把电话递给父亲。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只有三个字——“收到了。”周景熙等了几秒,以为他还会说別的。他没有。电话那头只有他沉重的呼吸声,像风箱一样拉得很慢。
“爸,那本书,是写咱们石桥村的。”周景熙说,“写那条溪,那座山,那棵大樟树。写你,写妈,写李觉,写咱们村里的那些人。”
父亲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很快稳住了,“景熙,你出息了。”
“爸,谢谢你。”
“谢啥?”父亲顿了顿,“你写得好,那些人,那些事,都在我眼前活过来了。你写你小时候放牛,我脑子里就是你小时候放牛的样子;你写你妈在灶房做饭,我脑子里就是你妈在灶房做饭的样子;你写咱们家的老屋,我脑子里就是咱们家的老屋。你说写下来就不会忘了,你真的没忘。”
周景熙没有说话。他握著手机,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他想起自己写那本书的时候,是在dg的宿舍里,每天晚上下了班,別人都在打牌、看电视、閒聊,他一个人坐在上铺,就著那盏昏黄的檯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写了整整一年,写了二十多个故事,每一个都是石桥村的,每一个都是真的。他写父亲卖牛供他读书,写母亲手上的裂口,写李觉送他时说“你要替我读下去”,写蒋琪借给他的笔记本,写周日乐说的“普高是起点,不是终点”,写蒋田园穿著军装站在大樟树下,写周起琼坐在门槛上看解剖书,写蒋刚立杀猪的手艺,写周海在zs市收留他的那个夜晚,写周灵敏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写蒋大壮在灶台前揉麵团,写蒋婷在电子厂的流水线前。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都过去了,回不来了。但他把它们写下来了,印在了纸上,订成了书。它们不会消失了,不会腐烂了,不会被忘记了。就算他死了,它们还在。
“爸,”他说,“等我回去,我们一起回忆书里的故事。”
“好。”父亲说,“我等你。”
掛了电话,他坐在床上,把那本书从枕头底下抽出来。他每天都要翻一翻,看看封面,看看目录,看看那些他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故事。他把书翻开,翻到第一篇——《山村的早晨》。这是他写的第一个故事,写的是他十二岁那年,一个秋天的早晨,他背著碎布拼成的书包,踩著露水去上学。他在心里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那些字,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在他眼前跳动著,闪著光。
他想起那个早晨,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他身上,暖洋洋的。碎石路两边的野花开得正艷,红的、黄的、紫的,挤挤挨挨的,像是谁打翻了顏料盒。他走在那条路上,不知道前面等著他的是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他走过了很多路,广州、上海、杭州、舟山、海南、东莞。那些路上的石子硌过他的脚,那些路上的雨水淋过他的身,那些路上的风沙迷过他的眼。他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回头。他走下去了,走到了今天。今天,他出了一本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旧本子,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写道:
“2010年春,dg。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叫《石桥村故事》,二十个短篇,都是写咱们石桥村的。爸收到书了,高兴得一晚上没睡。他说,像在看电影。那些人,那些事,都在他眼前活过来了。爸,妈,这本书是写给你们的,也是写给我自己的。我要把那些日子留下来,把那些人留下来,把那些事留下来。这样,就算我死了,它们还在。爸,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生了我,养了我,等我回来。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他把那本样书放在枕头旁边,躺在铺上,闭上眼睛。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书上,照在封面上那棵大樟树上。他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了一个安静的、温暖的梦。
在梦里,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大樟树下。太阳刚刚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洒在稻田里,洒在远处的山上。母亲站在院子里餵鸡,父亲坐在门槛上抽菸。他手里拿著那本书,走到父亲面前,蹲下来,翻开第一页,开始念——“1980年9月15日,晴。早上去放牛,露水很大,鞋湿了。”
父亲听著,没有说话,只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