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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作家的名声（第1页）

《石桥》发表以后，周景熙在石桥村的名声一下子炸开了。

最先打电话来的是李觉。“景熙，你晓得不？镇上的干部都来你家里了！”李觉的声音里带著几分兴奋，几分不可思议，“他们开了个小车，停在村口，打听你家住哪。你爸拄著拐杖出去迎接，他们握著你爸的手，说『老人家，你养了个好儿子。你爸高兴得眼泪都出来了。”

周景熙握著手机，半天说不出话来。镇上的干部？他一个打工的，一个在工厂里开机器的，惊动了镇上的干部？他觉得有些不真实，像是小时候做的那些梦——梦见自己当了作家，很多人来找他，很多人夸他。现在梦好像真的成了真，但他还是不敢相信。

“他们来干什么？”他问。

“说是来看你，但你不在家，就跟你爸聊了几句。问你小时候的事，问你怎么写文章的，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你爸说不清楚，就让他们看你写的那些本子。他们翻了翻，说『了不起，了不起。”

周景熙的眼眶热了。那些本子，他写了二十多年，从石桥村写到gz、写到sh、写到hz、写到zs、写到海南、写到dg。一本一本的，摞起来有半人高。那些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墨水洇开了，看不清楚。但它们是他活过的证据，是他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脚印。现在，有人看到了那些脚印，说“了不起”。他觉得自己这二十多年的苦，没有白吃。

过了几天，母亲又打来电话。

“景熙，村里村外有好几个人来找你，说要你帮忙写对联。”母亲的声音里带著几分得意，几分为难，“我说你不在家，在外面打工。他们说不急，等你过年回来再写。我说好，我把村外的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了，等你回来再联繫他们。”

周景熙笑了。“妈，你还记名字？”

“我让你弟记的。我不识字。”母亲也笑了，“景熙，你爸说要给你买个书桌，放在堂屋里，专门给你写字用。我说好，买个好一点的。”

周景熙的眼泪流了下来。一张书桌。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一张像样的书桌。小时候在石桥村，他趴在饭桌上写作业，饭桌是爷爷做的，老旧的八仙桌，桌面磨得发亮，边角磨得圆润。后来去了外面，在工棚里、在保安亭里、在车间宿舍里，就著床板写。现在，他有了自己的书桌。父亲要给他买，放在堂屋里，专门给他写字用。他想起父亲，其实他什么都懂，只是不说。

又过了几天，李觉又打来电话。

“景熙，有人请你写诉状。”李觉的声音有些犹豫，“是隔壁村的，姓刘，跟人家打架，吃了亏，想告状。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你是作家，会写东西，就来找你。我说你可能不会写诉状，他说会写字就会写诉状。我说那我帮你问问。”

周景熙愣了一下。写诉状？他从来没写过。他写的是小说，是散文，是那些他心里的人和事。诉状不一样，那是法律文书，要严谨，要规范，不能乱写。他怕自己写不好，耽误了人家的事。但转念一想，人家既然来找他，是信任他。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你跟他说，我过年回去给他写。但我没写过诉状，不一定写得好。让他先找別人问问，实在不行再来找我。”

“行。我跟他说。”

掛了电话，周景熙坐在床上，很久没有动。他想起小时候，村里的人有了纠纷，都是找村长调解。村长调解不了，就去镇上找司法所。没有人找作家写诉状。那时候村里还没有作家，他是第一个。他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他知道，他被需要了。不是因为他是老板，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会写。他的笔，不仅能写故事，还能帮人解决问题。这让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接下来的日子，找他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请他写春联，有人请他写婚联，有人请他写寿联，有人请他写輓联。有人请他写碑文，有人请他写家谱，有人请他写感谢信，有人请他写检討书。他的名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方圆几十里。他还没回去，那些请託就已经堆了厚厚一叠。母亲在电话里念给他听，张三要写春联，李四要写婚联，王五要写诉状。他听著，心里又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他的字有人要了；发愁的是，他怕写不好，让人家失望。

他在电话里跟小燕说起这事。小燕在电话那头笑了。“你怕什么？你是作家，连国家级刊物都登了，还怕写不好对联诉状？你肯定行的。”

周景熙也笑了。“我不是怕写不好，是怕他们期望太高。我不是什么大作家，我就是个写字的。”

“写字的也是作家。你好好写，別辜负人家。”

“好。”

小燕又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

“过年吧。过年就回去。”

“好。我等你。”

掛了电话，他坐在床上，把那本《中国作家》又翻了出来。他翻到《石桥》的最后一页，读了一遍。那篇文章他已经读过几十遍了，但每次读都觉得不一样。那些字，像是有生命的东西，隨著他的心情变化著温度、顏色、味道。有时候读起来是苦的，像在海南喝的黄连水；有时候读起来是甜的，像母亲煮的红薯稀饭；有时候读起来是酸的，像小时候吃的野酸枣；有时候读起来是辣的，像父亲喝的米酒。今天读起来，是暖的。像是有一团火，在他心里烧著，不旺，但很稳，很暖。

他想起小时候，在煤油灯下，他第一次拿起笔写字。他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作家，什么是梦想。他只是想写，想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记下来。现在他知道了，他在做一件叫“文学”的事，他想当一名叫“作家”的人，他有一个叫“梦想”的东西。他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但那个东西还在。它没有丟，没有碎，没有死。它只是在他心里，等著他去找。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写道：

“2008年冬，dg。我的名声传回村里了。镇上的干部来看我，村里人请我写对联、写诉状。我爸要给我买书桌，放在堂屋里，专门给我写字用。妈每天都在接电话，记下那些请託。李觉说，我是村里的第一个作家。我不是什么大作家，我就是个写字的。但我的字有人要了，我的文章有人看了，我的名字有人记住了。这让我觉得，我这二十多年的苦，没有白吃。爸，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供我读书，谢谢你们等我回来。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他躺下来，闭上眼睛。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他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了一个安静的、温暖的梦。

在梦里，他站在石桥村的村口，大樟树下。太阳刚刚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洒在稻田里，洒在远处的山上。母亲站在院子里餵鸡，父亲坐在门口抽菸。他走过去，父亲抬起头，看著他，笑了。“回来了？”父亲说。“回来了。”他说。父亲站起来，拉著他走进堂屋。堂屋里放著一张崭新的书桌，红木的，亮鋥鋥的。“给你的，”父亲说，“专门写字用。”他摸了摸桌面，光滑得像一面镜子。“爸，”他说，“谢谢。”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他走到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