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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香港回归的消息（第1页）

1997年的春天，周景熙是在zs採石场的工棚里听到香港回归的消息的。

他已经在这个岛上待了整整八年。八年，两千多个日夜，足够让一个人把异乡变成故乡，也足够让一个人把故乡忘成异乡。他已经忘记了石桥村春天的映山红开在哪个山坡上，忘记了溪水漫过石板桥时的声音，忘记了母亲站在门口喊他回家吃饭时的腔调。那些记忆像被海风侵蚀的岩石，一层一层地剥落，越来越薄，越来越模糊。但他记住了一些別的东西——记住了每一块石头的纹理，记住了每一次爆破时的震动，记住了颱风天海浪拍打礁石的巨响，记住了工棚里工友们此起彼伏的鼾声和梦话。他记住了一个人在异乡活著的全部细节，却快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八年了。他从一个二十岁的瘦弱青年变成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壮实汉子。肩膀宽了，胳膊粗了，手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壳，指甲断了又长，长了又断，歪歪扭扭的，像被踩过的贝壳。后背上有好几道疤，是被飞溅的碎石擦伤的，最深的一道在左肩胛骨下面，有巴掌那么长，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他的脸上也有了沧桑的痕跡，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皮肤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粗，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他的眼神也变了，不再是刚离开石桥村时那种清澈的、闪著光的眼神，而是一种浑浊的、沉甸甸的、像被海水泡过很久的木头一样的眼神。

但他还在写。八年来，他从没停止过写作。工棚里的工友们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攒够了钱回了老家，有的人去了更好的地方，有的人受了伤干不了了，有的人——死了。只有他还在。每天收工之后，不管多累，他都要坐在铺上，就著昏黄的灯泡，在那个越来越厚的本子上写几笔。他写採石场的人和事，写那些跟他一样从农村出来討生活的工友们，写他们的辛苦、他们的沉默、他们的善良、他们的无奈。他写四川来的老李——八年前他刚到採石场时就在的老工友，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头髮白了一半，腰弯了，腿瘸了，但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老李有三个娃，老大在深圳打工，老二在老家种地，老三在读高中。老李说，再干两年，等老三考上大学，他就回老家，再也不出来了。他写安徽来的小王——八年前才十九岁的小伙子，现在也二十七了，结了婚，有了孩子，老婆在老家带孩子，他一个人在外面挣钱。小王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自己只留几百块钱，抽菸只抽最便宜的，吃饭只吃最便宜的。他说，等攒够了钱，就回老家盖房子，再也不出来了。他写本地的小沈——沈工头的侄子，八年前刚来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每天带著一本书，休息的时候就看，说要自考大学。后来小沈真的考上了，去了杭州读大学，再也没回来。他是这八年来，周景熙见过的唯一一个“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的人。

他还写自己。写自己的手——那双曾经握笔的手，现在满是茧子和伤疤，指甲断了好几片，指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石粉。写自己的背——那道被碎石划出的长长的疤，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提醒他离死亡只差几寸。写自己的心——那颗被生活压了很多年的心，被石头压过，被海风吹过，被孤独泡过，但它没有死。它还活著，还在跳，还在想那些遥远的事情。

八年里，他给家里写过很多信，也收到过很多信。母亲的来信总是很短，字跡歪歪扭扭的，有些字还写错了，但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景熙，你在外面还好吗？妈很想你。你爸身体还好，就是老寒腿又犯了。你弟弟上高中了，成绩还不错。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別太累了。”李觉也给他写过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字跡工工整整的，比当年好多了。“景熙，我结婚了，媳妇是隔壁村的，人挺好的。我在家里盖了新房子，虽然不大，但够住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好久没见了。”他把这些信都收著，塞在背包最底层，和那些写满字的旧本子放在一起。他不敢经常看，看了会想家，想家了会睡不著，睡不著第二天就没力气干活。所以他忍著，只在最难受的时候才拿出来看一看，看完了再塞回去。

八年里，他也想过回去。每年春节，工友们一个个地走了，回四川、回安徽、回河南、回湖南。工棚里越来越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坐在空荡荡的工棚里，听著窗外的海风，想著石桥村的年夜饭——母亲包的饺子，父亲燉的鸡汤，弟弟放的鞭炮。他想，要不今年回去吧，回去看看爸妈，看看李觉，看看那些伙伴们。但每次他收拾好行李，走到码头，看著那艘通往大陆的轮渡，他又停下了脚步。回去干什么？回去告诉他们，他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的石头？回去告诉他们，他还没当成作家？回去告诉他们，他还是一个人？他做不到。他出来的时候说过，不混出个人样不回去。他现在这个样子，算是人样吗？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身上没有一分钱积蓄——这些年挣的钱，大部分寄回了家，供弟弟读书，给母亲看病，帮父亲还债。他自己什么都没留下，除了那一摞写满字的本子。

1997年3月的一天傍晚，周景熙收工回来，浑身是石粉，头髮和眉毛都是白的，像个老头。他在水龙头下冲了冲脸，洗掉脸上的灰，然后回到工棚，坐在铺上，拧开了那台破旧的收音机。收音机是他来舟山第一年在废品站买的，外壳裂了，用胶布缠著，天线断了一截，用铁丝接上的，调台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地转，转快了就沙沙地响。这台收音机跟了他八年，从老李到小王到小沈，每个人都用过，每个人都拧过，每个人都在这沙沙的杂音里听过家乡的消息。

那天傍晚，他调了半天，终於找到一个清晰的频道。播音员的声音从沙沙的杂音中穿透出来，清晰而庄严：“……中英两国政府已就香港政权交接事宜达成协议，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將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

周景熙的手停在收音机上，一动不动。

香港要回归了。1997年7月1日。还有不到四个月。

他坐在铺上，听著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报这条消息，脑子里一片空白。八年了，他在这个岛上待了八年，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城市开了多少工厂，不知道有多少农村人离开家乡去了南方，不知道有多少高楼大厦在sz、在pd拔地而起。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在这个岛上，在这间工棚里，在这个破收音机前，听到了一条消息——香港要回归了。

他想起了十三年前，1984年，他在镇中学的教室里，歷史老师讲到《南京条约》，讲到香港被割让给英国。那时候他十五岁，坐在课桌前，听老师讲那段屈辱的歷史，心里愤愤不平。老师说，香港会在1997年回归，到时候你们就二十八岁了。二十八岁，那是多么遥远的年纪啊。他觉得1997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年份，像是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未来。那时候他以为，到了1997年，他一定已经考上大学，当上了作家，坐在书房里，听著收音机里的新闻，为香港的回归而激动。他从来没有想过，1997年到来的时候，他会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在这间破工棚里，手上沾著石粉，身上穿著打补丁的衣服，听这条消息。

他把收音机放在铺上，走出工棚，站在门口，看著远处的海。海是灰濛濛的，天也是灰濛濛的，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海面上有几只渔船，在浪里顛簸，像几片树叶。远处的码头上有几个人影，在等轮渡，大概是回家过年的，或者是刚来的。他站在门口，看著这一切，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块石头，被扔在这座岛上，一扔就是八年。八年了，他没有离开过这座岛，没有回过石桥村，没有见过父亲母亲，没有见过李觉，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从石桥村来的人。他像一颗被风吹到海里的种子，在这座荒岛上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一棵歪歪扭扭的树。但这棵树不属於这里，它的根在石桥村，在那片红土地上，在那棵大樟树下面。

“景熙，发什么呆？”老李从工棚里出来，手里拿著一盒烟，递给他一支。

他接过来，夹在耳朵上。他不会抽菸，但老李每次递给他，他都接著。“李叔，香港要回归了。七月一號。”

“我知道。收音机里听了。”老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烟雾在海风里飘散，“一百多年了，总算回来了。”

“是啊，一百多年了。”

两个人站在工棚门口，沉默了一会儿。老李吸完一支烟，又点了一支。“景熙，你出来多少年了？”

“八年了。”

“八年了，没回去过？”

“没有。”

“想家吗？”

周景熙沉默了很久。海风从海上吹过来，带著腥咸的味道，吹得他的眼睛有些发涩。“想。”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像要被风吹散。

“那就回去看看。”老李拍了拍他的肩膀，“你爸妈还在吧？”

“在。”

“那就回去。別等到不在了再回去，那时候就晚了。”

周景熙没有说话。他知道老李说得对。老李的父亲就是在他出来打工的时候去世的，他没赶上见最后一面。那是老李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每次喝醉了酒都会说，说著说著就哭了。他不想像老李一样，他不想等到父亲母亲不在了才回去。他想回去，他想看看他们，看看石桥村，看看那些他长大的地方。但他不敢。他怕回去之后就不想再出来了，怕看到爸妈老了会哭，怕看到李觉已经结婚生子而他还是一个人。他怕的东西太多了，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

那天晚上，他没有写东西。他躺在铺上，睁著眼睛，听著窗外的海风和工友们的鼾声。老李在隔壁铺上打呼嚕，声音很大，像拉风箱。小王在说梦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在说什么。这些声音他听了八年了，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习惯，从习惯到离不开。他闭上眼睛，在脑子里想像石桥村的样子。村口的大樟树还在吗？屋后的那片松林还在吗？溪水还是那么清吗？田里的稻子还是那么绿吗？他想像父亲的样子。父亲应该老了很多吧？头髮全白了吧？背更驼了吧？老寒腿是不是更严重了？他想像母亲的样子。母亲手上的裂口是不是更多了？眼睛是不是更花了？是不是还在灶台前忙碌？他想像李觉的样子。李觉结婚了，有孩子了，是不是还那么瘦？是不是还那么沉默？是不是还在松林里割松脂？

他不敢想了。他怕再想下去，他会哭。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把那些画面挡在外面。但他挡不住收音机里的那条消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条消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那扇关了很久的门。门后面是石桥村，是父亲母亲，是李觉，是那些在大樟树下拍照的伙伴们。他们都在那里，等著他回去。

他从被子里钻出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这已经是他来zs之后的第十几个本子了，前面的都写满了，塞在背包里，和那些旧信放在一起。他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在昏暗的灯光下写道：

“1997年3月，zs。今天在收音机里听到香港要回归的消息。七月一日，还有不到四个月。我在zs已经待了八年了。八年，我没有回过石桥村，没有见过爸妈，没有见过李觉。我不知道爸的老寒腿好了没有，不知道妈的眼睛还花不花，不知道李觉的孩子长什么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搬石头，打炮眼，放炮，一天一天地过。八年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以为我已经不想家了。但今天听到香港回归的消息，我忽然想回去了。很想很想。香港离开了一百多年都要回来了，我离开石桥村才八年，也该回去了。我要回去看看爸妈，看看李觉，看看那些伙伴们。我要告诉他们，我还在，我没有忘记他们。我要告诉他们，我还活著，还在写，还在做那个作家梦。”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他躺下来，把被子裹紧，闭上眼睛。窗外的海风还在吹，呜呜地叫著，像有人在哭。但他不觉得冷了，他觉得很暖和，像小时候躺在母亲怀里一样暖和。他想起了一首歌，是小时候在村里的广播里听到的，歌名叫《东方之珠》。他不记得全部的歌词了，只记得几句——“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他在心里轻轻地哼了起来，哼著哼著，就睡著了。

在梦里，他回到了石桥村，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太阳刚刚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洒在稻田里，洒在远处的山上。母亲在院子里餵鸡，父亲在田里插秧，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一切都跟十年前一样，什么都没有变。他朝他们走过去，想叫他们，但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他伸出手，想抓住什么，但手指穿过了阳光，穿过了空气，什么也抓不住。但他不著急，因为他知道，他很快就要回去了。快了。等到七月，等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他就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