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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地主生活（第3页）

“乌鬼”有种种解释；有人解为鸬鹚（四川人呼为“渔老鸦”），我认为比较可靠。《埤雅》引《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养使捕鱼”。沈存中《梦溪笔谈》中也有此说。峡中滨江之人在当年专倚捕鱼为生，故家家有乌鬼之畜养，顿顿有黄鱼可供膳。“黄鱼”，杜甫有诗咏之，诗之前四句云：“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尔雅·释鱼》鳣字下注云：“大鱼，似而短鼻，口在颔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陆机谓“身形似龙，……大者千余斤”。殆海鱼溯江产卵者。但所谓“家家”“顿顿”亦极言其多而已，有钱人家便当除外。家有鸬鹚、顿吃黄鱼，在老百姓说来，正是可庆幸的事；而在杜甫则视为“异俗”，叹为“可怪”，谓为难与共同生活，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杜甫在这时显然忘记了他在《同谷七歌》之一中所自描绘的“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了。

杜甫讨厌四川的情绪有时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连“青山”“白水”都是看不惯的。当然，这是在“闷”时做的诗，说得倒很直爽。在他不闷的时候，他对于四川的山水也还说了不少的公道话。“远游虽寂寞，难见此山川”（《季秋江村》）。“俗薄江山好”（《续得观（杜甫之弟）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形胜有馀风土恶”（《峡中览物》）。他是比较喜欢四川的自然，而很不喜欢当时四川的社会。当时的四川，特别在夔州附近，还不十分开化。因此，人被斥为“下愚”，为“鸟兽”；风俗被斥为“薄”，为“怪”，为“恶”。他在四川得过疟疾，在《哭郑司户（虔）、苏少监（源明）》诗里说：“疟痢餐巴水，疮痍老蜀都。”但他在长安也得过疟疾，《病后，过王倚饮》中说：“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看来四川的风土也不见得特别坏。杜甫的讨厌四川，更重要的原因是心理作用，他是以地主贵族的眼光在看当时的四川。他向往长江下游的吴越，尤其向往三秦。三秦是“朝廷”所在之地，“每饭不忘君”的人要向往“朝廷”，是丝毫也不足怪的。吴越，则是地主生活的典范。当然，吴越也有另一面。杜甫所憧憬的是“胜事繁”的吴越，而不是“滂沱洗”的吴越。

在这里又有第二个问题值得提出来。那就是，杜甫既那么眷念“朝廷”，在出峡之后为什么不直上三秦，而却南下潇湘？

对于这个问题，在杜甫的诗中，也有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大历四年（769）在湘潭写的《酬韦韶州见寄》的开头两句：

养拙江湖外，朝廷记忆疏。

是北方的“朝廷”把他忘记了，没有召他回去或给予出路。根据他到夔州时曾经得到过“朝廷问府主”的经验，估计他在离开夔州出峡前一定给“朝廷”打过报告（或者是通过柏茂琳转报），说他准备回京，在江陵等地等候“朝廷”的指令。他出峡后，在江陵、公安、石首等地徘徊了将近一年，看来就是在等待朝命，然而“朝廷”把他忘记了，没有下文。因此，他才南下“养拙”——是说不会做官，只好休养藏拙。但除“养拙”外，也还有一项更实际的要求，便是养病。他在出峡前后是病得相当厉害了。本来有消渴症（糖尿病），又在“病肺”（不知是喘息症还是肺结核），进而半身不遂，以致“右臂偏枯半耳聋，……悠悠伏枕左书空”（《清明二首》之二）。聋的是左耳，牙齿落掉了一半：“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视力衰退：“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耳聋》）。脚也不灵了：“卧愁病脚废”（《客居》）。这些都是他出峡前的情况。《清明二首》作于入湘以后，但在出峡前的《送高司直》诗中已经说：“我病书不成，成字字亦误”，可见他的“右臂偏枯”不能写字，发病是在出峡之前。

因为“朝廷”疏远了他，又因为病，所以他在大历四年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一诗中竟说出这样等于绝望的话：“此身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他说自己不行了，连走路都要人搀扶了；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谈不上了，请裴虬和苏涣二位仁兄努力吧！早一点青云直上，下定决心，为报国而献身！倔强的杜甫说出了这样的话，悲凉的心境是可以揣想的。

因为病，但也不愿意屈服于病魔，因此也就加强了求仙炼药的念头。快出峡前的《忆昔行》落尾两句是：“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游早鼓潇湘柁！”董炼师是董奉先，他在“天宝中修九华丹法于衡阳，栖朱陵后洞”（见《舆地纪胜》）。杜甫入湘后到过衡阳，不知道他是否去访问过董奉先。但即使访问过也是无济于事的。炼药还丹是破费的事，杜甫早就知道：“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赠李白》）。到老来漂泊到三湘时，更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了。因此他转换了一个法门，便是由求仙炼药转而为参禅向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中，对于这种心境有明白的表示。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

杜甫是禅宗的信徒。“落帆”是说人生到了晚景，何逊诗“解缆及朝风，落帆依冥浦”。“追宿昔”是说要找寻本来面目。杜甫打算走向顿门，明心见性，立地成佛，以求得所谓“禅悦”。这不用说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空想。关于宗教信仰问题另作讨论，在此不必多说。总之，杜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遵循着地主生活的方式，是无可讳言的。

在这里想附带着叙述一下杜甫对待屈原的态度。

湘水流域，和屈原的生世有密切关联。屈原是赴湘水支流而溺死的，古人称之为“湘累”。因此，入湘的文人往往有诗凭吊。乾元二年（759）秋，杜甫时在秦州。他揣想李白尚在长流夜郎（今遵义附近）途中，可能是取道湖南。他在《天末怀李白》的末尾猜想李白“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但李白当时走的是长江水路，而且已经遇赦，杜甫没有猜中。杜甫出峡后南下三湘，他自己是不是曾经“投诗赠汨罗”呢？在杜甫入湘后的诗中，就只有一处提到屈原，而是带有谴责的意思的。《上水遣怀》中有这样四句：

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郁没二悲魂，萧条犹在否？

这冷淡严格的态度有点惊人，照他看来，屈原和贾谊的遭到谗毁是活该，是咎由自取。贾谊还比较受优待些，在人湘后的诗中还有四五处提到：

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

——《入乔口》

长怀贾傅井依然。

——《清明二首》之一

贾傅才未有。

——《发潭州》

鹏鸟长沙讳。

——《哭韦大夫之晋》

载感贾生恸。

——《别张十三建封》

屈原呢？在同贾谊一道被谴责过一次之外，便再也没有提到了。当然这说的是入湘以后的事，在入湘以前是屡次提到的。例如，《最能行》中便说：“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又每每把屈原与宋玉并提，如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之五），“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羁离交屈宋”（《赠郑十八贲》），“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送覃二判官》）。屈原的才具和文章，杜甫是不能否认的。但比较起来，杜甫对于宋玉是无条件的同情和向往，而对于屈原则有所保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含有敬意的辞句是以“屈宋”并称，含有谴责或抗衡之意的辞句则是以“屈贾”并称。“屈贾”并称的辞句，在《壮游》中还有一例——“气劘屈贾垒”，自己的气势能使屈原和贾谊的壁垒披靡。这儿就断断不肯说“屈宋垒”了。

杜甫的抑屈扬宋，在《咏怀古迹五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五首七律，第一首是有关庾信的古迹，第二首是有关宋玉，第三首是王昭君，第四首是刘备，第五首是诸葛亮。五位历史人物的古迹，都在由夔州至江陵的一段地带中，故联类而及。但在这一段地带里面，秭归有屈原宅，杜甫明明知道，但却没有兴趣来专门咏吟了。而且咏庾信的一首还是因宋玉而发。江陵有宋玉的故宅，庾信由建康避难至江陵时，在这里住过。这故宅是杜甫所特别向往的。“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入宅三首》之三），“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送李功曹之荆州》），真真是一往情深。最好还是看他在《咏怀古迹》第二首中，对于宋玉是怎样倾慕吧。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他视宋玉为“师”。所谓“亦吾师”者，是承第一首来，庾信是师，宋玉也是师。在这里屈原的位置便没有了。

为甚么杜甫要这样抑屈扬宋？这表示了杜甫封建意识的特别森严，他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班固曾经指责屈原“露才扬己，……强非其人”；颜之推也说他“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且还肯定为“轻薄”。（见王逸《楚辞》洪兴祖补注）屈原是忠于楚王的，但他的忠君方式不合乎杜甫的标准。杜甫的标准是什么呢？在宋玉的《九辩》中可以找到。“专思君兮不可化”，“窃不敢忘初之厚德”，“窃不自聊而愿忠”，这些都是“每饭不忘君”的源泉了。这种忠君的方式，为后来的韩愈概括成为两句话，便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

总之，屈原是不合格的。极力赞扬屈原的人，如贾谊，如司马迁，如李白，也都是不合格的。杜甫晚年，和李白显然有些隔阂（杜甫没有哀挽李白的诗），从这一个角度上，大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根源。

或许有人会说：杜甫既抑屈扬宋，何以又屡以屈宋并举？理由很简单，屈原毕竟高于宋玉，屈宋并举也就是抑屈扬宋。

但杜甫诗中，有一处被前人解错了的，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纠正。《地隅》中有云：“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芜。”“秦公子”，注家以为王粲。谢灵运《拟邺中诗序》有云：“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又王粲在荆州时曾作《登楼赋》。这解释是正确的。但说“楚大夫”是三闾大夫屈原或者包含着屈原，那就错了。其实，这个“楚大夫”是专指宋玉。宋玉在楚由“小臣”而做到“大夫”，故也可以称为“楚大夫”。《隋书·经籍志》有《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正称宋玉为“楚大夫”。说到“悲凉”（一本作“悲秋”），正合乎宋玉的性格；说到“心折”，也正合乎杜甫对于宋玉的向往。宋玉以《九辩》的“悲秋”著名，杜甫屡次说到他的“悲”。除《咏怀古迹》中的“摇落深知宋玉悲”之外，还有“清秋宋玉悲”（《垂白》），“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雨》），“悲秋宋玉宅”（《奉汉中王手札》）。故“悲凉楚大夫”或“悲秋楚大夫”，断然为宋玉无疑。

以宋玉为“师”的人对于屈原不大满意，这正是地主阶级在精神生活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