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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黄钟大吕之音与朱向前谈李存葆散文特征（第2页）

柳：这是作家和社会一起发展成熟的一个例子。

朱：在李存葆这一批散文里，体现着作家很大的企图。他希望从文化的切面进入，重新认识文化和开掘文化，并最终重铸文化。

柳：他选择的仍是当下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因子。这和其他的文化散文作者的选择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认识文化、开掘文化，还是重铸文化，李存葆总是从当代社会出发，然后对中国的某种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最后再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相比，李存葆更重视现实指向性，余秋雨则更重视对一种曾经辉煌的文化现象进行梳理。《飘逝的绝唱》《祖槐》《东方之神》和《苏东坡突围》《抱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景》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李存葆散文的现实感之所以比余秋雨诸君更加鲜明，原因仍在于他对时代性的执着追求。

民族性：李存葆散文之魂魄

朱：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谈民族性问题，我想先得澄清几个概念。首先就是“全球化”，我理解“全球化”只是“地球村”的另一种表述而已，随着网络时代、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地球、整个人类社会相互之间的联系只是更加密切、更加便捷而已，并不是一律化、统一化的意思。当然，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也有趋同的地方，比如说“经济一体化”，就是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下从事经济活动，大家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就得按规则办事，这是“一体化”，这个“一体化”还可以包括科学技术等内容。但这恐怕不能笼统地包括文化尤其是文学。文化（文学）更需要的应该是多元化，这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审美习惯等造成的，更多的是由文化（文学）强调个性、突出创新所决定的。越是全球化，就越是需要文化（文学）的多元化，形成互补，才能相映生辉，共存共荣。还是鲁迅先生那句老话，“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纵观20世纪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凡是以牺牲民族性为代价、以企图迎合某种潮流的文化努力都是徒劳的。相反，只有弘扬民族个性的文化坚守，才能赢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尊重。20世纪中叶的拉美文学爆炸和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曲折道路都证明了这一点。李存葆在散文创作中对民族性的坚守和追求，恰恰是体现了一个中国作家在当下的历史方位中的良知与清醒。

柳：李存葆散文的民族性，首先体现在题材选择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表现的是中华民族最有特点的东西。《祖槐》写的是中国人血缘情结，《飘逝的绝唱》写的是中国式的爱情观。《沂蒙匪事》写的是中国特色的匪患。《国虫》里展现的是中国的斗蛐蛐史，在世界上也是独有的。《东方之神》所揭示出来的关公现象，别的国度也根本不会出现。而且，我们又不能不叹服他对国民性体察的细微和准确，对中国文化精妙之处独具只眼的发现。

朱：李存葆关注的是民族文化和文化背后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弘扬和重铸，他既不是猎奇，也不是炫耀，他是一种冷静深刻的扬弃。其中有发掘和坚守，比如《祖槐》对乡情血缘关系的咏叹，《飘逝的绝唱》对中华民族古老而坚贞的爱情观的讴歌，《东方之神》对忠义诚信的呼唤，都是在厚重的历史感中见出了紧迫的当下意义。其中也有批判和审视，比如《沂蒙匪事》中的匪性和兽性，又比如《国虫》中的玩性和惰性等。它和民族虚无主义与夜郎自大精神划清了界限，是文学表现民族性的正音，都强有力地传达出了中华民族古老而坚韧不变的基本精神特征。

柳：重读古典典籍读出了《飘逝的绝唱》，游历庙宇拜谒神灵悟出了《东方之神》，研读野史研究出了中国土匪性格与国民性的关联，从玩蛐蛐儿现象中指出了中国《国虫》的存在，李存葆总能从民族文化典籍和物事中找到民族之魂。近年来，倾其心力，用如此规模的篇章来展示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风貌的作家屈指可数。因此，李存葆的努力尤显珍贵，对于中国作家究竟以什么样的姿态和面貌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艺术性：李存葆散文之双翼

朱：大约十年前，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谈散文的文章，题目就叫《散文的“散”与“文”》，将散文二字拆开来分而论之，文章最后说：“‘散’而无‘文’则行之不远，亦不足道哉。”我这里的“文”说的是“文饰”“文采”，主要是指散文的艺术性，一篇散文如果写得没有文采，不讲究艺术性，就如一只鸟折断了翅膀，飞不高远。李存葆散文少则万余言，多则三四万言，如果没有华丽的文采作为强劲的双翼，它怎么能够飞进千千万万读者的阅读视野乃至心灵的天空？

柳：李存葆散文的覆盖面已经充分证明了它在艺术上的成功，而且是中国散文传统艺术承传成功，但是业内人士似乎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说对其篇幅的超长，对其词藻的铺张，对其思辨和史料的大剂量掺入等，是否遮蔽了作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是否反而远离了散文的本质和规律，诸如此类。我想，这恐怕涉及一个散文的观念问题，需要做一点细化的深入的学理上的辨析，您是否结合中国散文传统对此谈谈您的看法。

朱：说得对，这里确实涉及散文观念和如何全面理解中国散文传统的两个问题。由于对长期以来“文以载道”、过分强调宣传教育功能的共性大而个性少的“宏大叙事”的一种反弹，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普遍更愿意接受一种重性情、重情趣、重意境的“闲适”“散淡”之散文。比如重读新文学中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诸君成为一时之风尚，尤其是新时期以后，则以孙犁、汪曾祺、贾平凹一路至情至性文章为高标。当然，此一路往上追溯，比较典型的应该说是明清两朝的“性灵派”和小品文，它们之间多有一脉相承之处。李存葆不属于这一派。那么李存葆师承的又是什么传统呢？在我看来，他师承的是中国散文中的正音。从明清再往上推，一直推到两汉六朝，推到先秦，推到贾谊、杨雄、司马相如的大赋长文那里。当然，后至唐宋，也还有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等。这都是一些大散文，是登高望远、纵横古今、忧国忧民之作，多写大主题、大题材、大感情，是散文中的黄钟大吕之音。而且，它们在形式上追求气势磅礴和文辞华丽，讲究对仗排比和音韵节奏，读来抑扬顿挫，让人在吟哦俯仰间感受到一种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正大之美。

柳：这种散文的正大之美，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汉唐气像，一种盛世之风，这也就是国运和文运的关系。不过，我还有一点疑问，那就是这种比较重视“做”的散文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性情派”相比较，是否会显得不太亲切、随和与自然呢？

朱：这属于两种风格。就像人的讲话，朋友之间的聊天是一种——围炉夜话、促膝谈心、娓娓道来、随意放松，犹如润物春雨，这就好比散文中的“性情派”。而在大庭广众之前的演讲和朗诵又是另一种。它讲求表情、姿态和造型，更注意吐字发音，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这需要技巧，有表演性，也更有难度。但你不能说朗诵就没有真情实感，相反，没有**的投入，朗诵一般是会失败的。如此比较，贾平凹的散文就是谈心，是聊天；而李存葆的散文就是演讲，是朗诵；余秋雨嘛，介于两者之间，是温文尔雅的讲课。

柳：您打的这个比方很有意思也很贴切。但是其中恐怕还有个性的问题，还是套用你的比方来说，朗诵固然有表演性，需要技巧，但一旦表演过火了，也会产生太“做”和不自然之感。从这个角度看，李存葆散文是不是也存在某些“做”的问题，比如过分追求排比句，追求对仗的工整，乃至追求词汇量，在遣词造句上用力太过；再比如用字过僻过险，亦有拟古之嫌。很不好意思，因为古文训练不够，我读李存葆散文，常常还需要借助词典，感觉上比读余秋雨就要费劲得多，这里还是有个“度”的问题。黄庭坚学杜诗，专学其生僻奇险，颇遭后人诟病，也算是一个前车之鉴吧。另外，用字太偏和拟古太重，似乎又与我们前面谈到的人民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相抵牾，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章的广为传诵。白居易也算是一个人民诗人。他用词用字要求能让老妪听懂也算是一个美谈。

朱：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概括李存葆散文的特征时，一时难以措辞，就用了“新骈体”这种说法，主要依据就是它和汉赋、骈体文在修辞手法上的承传性。弘扬民族散文无疑是一条正道，但如何与时俱进应对现代性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柳：你要说到文体，我认为李存葆也算是跨文体或者叫“破体”，它们在结构和叙事上，确实体现出了论文、政论文乃至小说的许多重要特征，譬如重视史料的考证和描述对象的前史，譬如追求形象的多侧面描写和完整性表述等。《飘逝的绝唱》《国虫》和《东方之神》都是这一类佳构，关公作为形象，已经具有了小说人物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朱：总体说来，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是李存葆大文化散文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有力地支持了李存葆由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向杰出的散文家的转型，我们今天只是围绕这四性来作一个初步的抛砖引玉的探讨和梳理，更系统更全面的研究还要有待方家，有待将来。

2003。2于北京

朱向前，著名批评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