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沈静澜坐在书房里,写了一封信。
他写了两个小时,改了四稿,最后定稿的版本一共三页纸,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在信纸上。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每一句话都经过反复推敲,整封信的逻辑严密得像一篇学术论文。
他从道德的角度论证:两个男人之间产生超越友谊的感情,不符合社会伦理,会给双方家庭带来耻辱。
他从伦理的角度论证: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顾霆钧在沈静澜失去自主能力的情况下与他发生关系,这在任何道德框架下都是站不住脚的。
他从社会规范的角度论证:上海滩是一个保守的社会,任何偏离常规的行为都会遭到排斥和打压。沈家和顾家都是名门望族,经不起这样的丑闻。
他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论证:顾霆钧是顾大帅的儿子,将来要接班;沈静澜是沈家的独子,将来要继承家业。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不能被私人的、不正常的感情所左右。
最后,他用一句话总结了整封信: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超越正常社交关系的关系。请你尊重我的决定,也尊重你自己。
写完之后,他又读了一遍,觉得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这封信就像一个完美的数学证明——前提正确,逻辑严密,结论必然。
他满意地把信折好,装进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下“顾霆钧亲启”四个字,然后让仆人第二天一早送去顾公馆。
第二天下午,他收到了回信。
不是回信——是顾霆钧本人来了。
他坐在沈静澜办公室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那封信,脸上的表情让沈静澜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看了?”沈静澜坐在办公桌后面,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表情严肃得像一个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的检察官。
“看了。”顾霆钧说。
然后他笑了。
不是微笑,不是轻笑,而是那种发自肺腑的、控制不住的大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笑得手里的信纸都在抖。
沈静澜的脸色变了。
“有什么好笑的?”他的声音冷了下来。
顾霆钧笑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用信纸擦了擦眼角的泪,然后深吸一口气,看着沈静澜。
“沈静澜,”他说,声音里还带着笑意的余韵,“你念了那么多书,剑桥的博士,就为了写这种八股文?”
他把信纸展开,煞有介事地念了一段:“‘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超越正常社交关系的关系’——你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什么叫做‘基于以上理由’?感情是能用理由来论证的吗?”
沈静澜的嘴唇抿紧了。
“感情不能用理由论证,”他说,声音平稳,“但行为可以。人是理性的动物,不能用感情为借口做出违背理性的事情。”
顾霆钧摇了摇头,把信纸重新折好,不是随便折的,而是一折一折地、整整齐齐地折成一个方块,然后打开上衣口袋的扣子,把信放进去,又扣上扣子。
“这封信我收着了,”他拍了拍胸口的口袋,笑着说,“以后当纪念。等你老了,我拿出来给你看,让你看看你年轻的时候有多可爱。”
沈静澜深吸了一口气。那个吸气的声音很大,大到连走廊里的秘书都能听到。他的手指在桌面下攥紧了,指节泛白,指甲陷进掌心里,留下深深的印痕。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他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但还没有到失控的程度。他的声音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可能断掉。
顾霆钧收起笑容。
他把翘着的二郎腿放下来,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膝盖上,看着沈静澜。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吊儿郎当的戏谑,而是一种沉静的、专注的、像在看一样珍贵的东西的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