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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宴正厅晚七点半（第1页）

顾公馆的大厅被水晶吊灯照得通明。

三盏巨大的吊灯从穹顶上垂下来，每一盏都有上百个水晶坠子，灯光穿过它们，折射出无数细碎的光斑，洒在每个人身上。墙壁上挂着顾大帅和几位北洋时期大人物的合影，镶在金框里，镜面反光，看不太清楚。地上铺着暗红色手工地毯，花纹繁复，踩上去悄无声息。

大厅被分成了几个区域。东侧是宴会区，长桌上铺着白色桌布，银器餐具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鲜花是当天空运来的红玫瑰，每一朵都开得正好。西侧是休息区，围着几组沙发和茶几，供宾客聊天、打牌。北侧是一个小型舞台，乐队坐在上面，正在演奏一首轻快的西洋乐曲，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和钢琴的声部交织在一起，在嘈杂的人声里若隐若现。

人很多。

男人们大多穿着西装或长衫，端着酒杯，三五成群地站着聊天。话题从政局到生意，从生意到女人，从女人又绕回政局，说来说去都是那些话。女眷们则聚在另一侧，互相打量对方的衣服和首饰，嘴里说着恭维的话，眼睛里算着账。

顾大帅顾镇山站在大厅正中央，穿着一身藏青色长袍马褂，身量高大，面容方正，花白的头发向后梳得油光锃亮。他正在和工部局董事史密斯先生说话，旁边站着翻译，但他似乎不太需要——他的英语虽然不标准，但词汇量不小，年轻时在上海跑码头学的那点洋泾浜，几十年用下来，居然也够用了。

“史密斯先生，你上次说的那条马路，我已经让人去修了。”顾镇山的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你们工部局出钱，我出工，咱们合作愉快。”

史密斯是个五十多岁的英国人，秃顶，留着两撇灰色的胡子，穿着黑色燕尾服，胸前别着一朵白色康乃馨。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说：“顾大帅，您是讲信用的人，我最放心。”

顾镇山大笑，笑声在厅里回荡，引来周围一片附和的笑声。

沈静澜站在大厅西南角，手里端着一杯没怎么喝的香槟。

沈伯川刚才已经把他介绍给了五六个人——交通银行的周董、大丰纱厂的林老板、申报的王老板、还有一个他记不清名字的实业家。每个人说的话都差不多：“沈公子年轻有为”“剑桥博士，了不起”“沈先生后继有人”。他也说了差不多的话：“幸会”“不敢当”“请多关照”。

台词背得多了，就没了意义。

现在沈伯川正在和浙江督军的代表孙铭远低声交谈，说着一些他不需要参与的话题。沈静澜趁机退到角落里，和一个刚认识的英国商人攀谈起来。

这个英国商人叫哈里森，四十出头，在上海开了家纺织机械进出口公司。他穿着一套剪裁考究的深蓝色西装，马甲口袋里挂着一条金表链，说话时习惯性地摸着胡子，姿态很放松。

“沈先生，你在剑桥读的是经济学？”哈里森的英语带着曼彻斯特口音，“哪个学院？”

“国王学院。”沈静澜用同样流利的英语回答，语调平和，但每个词的发音都很标准，带着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有的清晰。

“哦，国王学院！凯恩斯教授就在国王学院，你认识他吗？”

“听过他的课，但没有深入交流。凯恩斯教授的观点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印度货币问题上的论述，不过我对他的自由贸易立场有一些不同看法。”

哈里森挑了挑眉：“哦？说来听听。”

沈静澜把酒杯换到左手，右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上面是他下午整理的一些数据。他原本没打算在这里说这些，但既然话题到了，他就不想浪费机会。

“中国必须争取关税自主权，否则本土纺织业永远受制于人。”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语速不快不慢，“以目前的税率，我们的棉纱比日本进口的棉纱还贵。从日本进口的棉纱，因为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的保护，实际税负只有5%左右。而本土棉纱虽然名义上免税，但各地厘金关卡层层加码，从上海运到汉口，沿途要交七八道税，最终到岸成本反而比日本纱贵了将近两成。”

他把纸条展开，上面是一张手工绘制的表格，列出了中国、日本、英国三地棉纱的价格和税负对比。字很小，但数据一目了然。

“这不合逻辑。”他说，语气依然平和，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

哈里森凑过来看了一眼表格，皱起眉头：“但贵国的管理体系……怎么说呢，我不认为目前的政府有能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关税制度。各地军阀割据，中央政令不出北京城，你们连自己的海关都被我们英国人管着，关税自主，谈何容易？”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甚至带着一点挑衅。

沈静澜没有被激怒。他见过太多这种问题了，在剑桥的课堂上，在学术会议上，在伦敦的社交场合里。每一个质疑中国能力的西方人，都觉得自己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会完善的。”他说，嘴角微微上扬，不是笑，只是一种礼貌的、克制的回应。

他顿了一下，目光平静地看着哈里森。

“任何体系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英国的光荣革命不是一天完成的，美国从独立到建立联邦关税制度也花了十几年。关键是，我们是否有自主的权利——权利都没有，谈何能力？能力是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培养的，不是在等待中从天而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