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八一中文

（第3页）

我父亲创下的企业在弟弟僵硬的操作下，很快走了下坡路。1994年的下半年，企业出现严重亏损。我弟弟突然撂下摊子，失踪了。三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已到了西藏。我告诉他，企业亏损，父亲不怪他，请回来吧。况且我就要生产了，B超上做出来的是一个女孩。他在电话那头唏嘘了，说他并不是畏罪潜逃。他现在在西藏，心里很安逸。他的外甥女儿长大后，什么都可以做，哪怕就是做妓女，也不要踏进商界半步，这里是世界最肮脏最丑陋的地方。我不是不能做好，我是实在不想勉强自己。我听出他的话里有一股酒意，就把电话挂了。挂断电话后，我就想西藏那个地方一定是很明净的。而后我感到了恐惧：弟弟的心理症结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受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他踏入商界就如踏进了地狱，在这里他看不到他喜欢的和谐、平静、信义，他的心灵受着折磨，忍着来自各方面的嘲弄、讥笑和阴谋。现在他走了，脆弱得不堪一击。到西藏去是他防止发疯的最好选择。但是西藏能根治他的毛病吗？

我父亲在同线电话上听着我与弟弟的对话，不住地捶胸、咳嗽，却什么话也没说。我挂下电话后，父亲怔怔地坐在**发呆。

已经是冬季了，第一场寒流袭击着城市。家里到处开着取暖的电器，厚厚的羊毛地毯散发着温馨可人的气息。当你听着外面西北风呼啸中树枝断裂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家里的一切都变得厚重而温暖，变得如附在你身上的一件棉大衣。而我弟弟却在西藏远离他喜欢的这种氛围。我把父亲扶着躺下，尽量小心地不打扰他的思维，我敢肯定父亲现在想的不是弟弟而是他的企业，但我想错了，父亲躺下时惨然一笑，说：“我再狠，也狠不过命。”我无言，给父亲掖好被角。心中替他一阵悲哀：父亲信命了。

半夜时分，风突然停了。我掀开窗帘，世界呈现出狂怒后的安详和纯洁，月光洁净如水，地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面子，在月光下有时发出“吱吱”的断裂声。

我想弟弟所在的西藏，月亮会比此时此地的月亮更干净。但我不会为了追求一个干净的月亮跑到西藏去。这当中有着复杂的取舍，体现了一个人是否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熟使人抑制某种欲望，牺牲某种信念，换取目前的平衡，这才是一种清醒的取舍，含有人生真正的悲壮。而弟弟却不屈不挠地追求他的镜中花或者水中月。弟弟小时候是个聪明实际的小孩，和大多数小孩一样，他会为一粒糖而使用点小心眼，或者为打碎的花瓶撒一个谎。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换而言之，他是为了什么才把自己塑造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我要想想他以前的事。

我家是在1971年秋天下放到苏北农村的。弟弟那时候六岁。那时候农村的行政体制是人民公社，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设小队。小队里面无可设置。社员就在口头上把小队分成一个个基本组成，叫×庄×庄的、叫姓的、叫地形特征的、叫树的名称的。我家住的地方紧密地分布着十几户人家，因为柳树又多又大，就称为大柳庄。我们一家在秋天的傍晚中静悄悄地来到大柳庄，被安置在姓于的寡妇家里。寡妇也是外来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结实。因为她的第二个儿子在县城水电站工作，所以她的一家都有着不可置疑的体面。深秋的雨一下，大柳庄的人就基本上没事了，成天一起聚，等待冬天来临，再把它熬过，熬到春暖，日子又有了希望。哪怕肚子吃不饱，身上却不会再感到西北风的寒冷。大柳庄不是最穷的庄，据说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从来没有一个人饿死或者出去要饭，这是大柳庄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大柳庄的人一日三顿玉米稀汤，里面掺几根山芋干。如果谁家例外地烧了米饭，那一定要用碗盛着，当礼物一样送到左邻右舍。米饭里面放一块猪油，这就是美味佳肴了。我家安置下不久即学上了这里的规矩，隔三岔五地盛了米饭，一五一十地让弟弟送出门。我记得母亲先是让我去的，但被弟弟热心而蛮横地夺走了这个差使。弟弟那时候愿意和别人交流，远不像现在这么在人前感到紧张。弟弟成了送饭使者，同时成了大柳庄里最受欢迎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别人嘴里的新闻。他可以坐在别人家的**和大爷大妈大嫂拉家常，一本正经地问：“月亮怎么不摔到地上？”又问：“饭变成屎需要几个钟头？”于是第二天这些社员们在地里劳动时扶着铁锹学说这些新闻时，一脸的惊叹和迷惘。

弟弟在大柳庄感受到的气氛肯定影响了他今后的审美取向，农民的质朴，简单贫乏的日子中只剩下缓慢的对大自然的等待，等待到了好年成时大自然真诚而不露声色的感谢，懒散的没有一丝过多欲望却时而闪现智慧的个性，爱我的弟弟并表现出赞许他的喜悦……在我弟弟若干年后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耳闻目睹的却是丑陋的尔虞我诈时，回忆起来，那就是理想中的完美的人际关系。他把大柳庄作为他心中的圣地而竭力维护。1992年夏，我父亲带着弟弟回到大柳庄，父亲的用意很明显，他开着自己的轿车，西装的口袋里鼓鼓囊囊地放满了崭新的十元钱。他带来的轰动效应不下于省委书记下乡，甚至比之更热闹。父亲到每一家熟人家里都坐一下，听着埋怨或者诉说，看着哽咽或者潸然泪下，欣赏着因崇敬而焕发的满脸红光而导致的手足无措。父亲眯着眼睛看上去是要慈祥地微笑，像是在全盘接受各种深浅不同的色彩和形形色色的思想。可弟弟在后来却一口咬定父亲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我父亲总是在听完许许多多的诉苦以后才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钱发放。弟弟在大柳庄之行回来的路上就和父亲吵开了。他讽刺父亲说，他应该把那一张张十元换成一元或者一角，这样拿出手的时候显得更漂亮。父亲说这是我辛苦赚来的钱，我愿意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弟弟说你这样做是在施舍懂吗？父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施舍，谁不知道这是施舍。他们需要的就是施舍。弟弟说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帮助他们。父亲不耐烦地叫起来，难道要我既损失钱又要费心照顾别人的自尊心吗？儿子，如果你换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弟弟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在默思中，他把自己换到父亲的角色。他反复衡量，反复思考，从各个角度为父亲的行为找出理由和实施的必然性。最后他毅然地对父亲说：“不，我决不会像你这样侮辱他们。”

弟弟曾经发誓要报答大柳庄人对他的爱护，但他至今没有实现过诺言。至于原因，情况不明；也许被我父亲当年说中了，弟弟找不到有别于父亲的更好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弟弟迈着短短的小细腿，端着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大碗跨进每一家门槛，他确实给大柳庄人带来了最直截了当的、最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大柳庄人极是喜爱他。他在这里受到成年人的待遇：他可以面对面地与各位年长者坐在一条凳子上对话，从而感受浓醇的人情。但我的弟弟在长大成人后，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心理把起初的原因剔除了。把结果安排成另一种结果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他受到了温暖的关怀，所以他对大柳庄怀有美好的感觉。弟弟在这种多少有些偏差的美好回忆中固定了自己的人生观。实际的大柳庄在他心中淡化了，只留下关于解释美好的误差性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发展成衡量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弟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远离了现实世界而囿于他的丰富美丽的内心世界，大柳庄是原因之一。

弟弟小时候的聪明表现出他的另一面人格。我们的房东于大妈是极喜欢我弟弟的，寡妇人家的禁忌是出去串门。她就常在晚上把我弟弟抱在她**，抽着她那黑腻腻的烟斗，一边呵斥着孙子，一边听我弟弟说话。忽然有一天，我想是在于大妈那盏跳动不已的煤油灯灯光里，我弟弟看见了于大妈的耳朵上跳跃着灯光一般晶莹的黄光。弟弟忽然呆住，他偏着头死盯住于大妈的耳朵看。于大妈后来对人形容我弟弟的神态只用了三个字：

“吓人呢。”

于大妈在我弟弟的注视下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我弟弟却沉思着别过头去，两条腿“啪嗒啪嗒”地击打着空气。他若无其事地问于大妈：“这是什么东西？”

于大妈告诉我弟弟这是金耳环。

这个孩子就再次打量于大妈的耳朵。冥冥之中是什么因素把他突然唤醒了。弟弟站到**，采取了最简单的利己行为，这种行为也是后来我弟弟在某种僵硬的思维方式中逐渐消失殆尽的。我弟弟紧紧抓住于大妈的耳朵，于大妈左右躲闪不开，低吼一声：

“疼哪。”

于是我弟弟最终没有把耳环抢到手。第二天早上，他拿了一把东西来换于大妈的金耳环，计有：他自己吃剩的五粒驱蛔虫宝塔糖、一把新牙刷、一块新的方格子男式手帕。这些东西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普通的物品，但宝塔糖的可贵之处不在于驱虫的功能，而在于甜，入口又甜又沙。牙刷的可贵之处在于是我的父亲前一天晚上从上海出差带回来的。这是当时我弟弟的价值观。宝塔糖马上被于大妈的孙子抢跑了。于大妈思考了一下，就收下了牙刷和手帕，再从耳朵上取下一只金耳环放在弟弟的手心里。六七年后于大妈一定会为她的举动后悔。但在当时，金子对人没有多大用处。于大妈收下香喷喷的手帕压在箱底下，她的二儿子请人带信说过几天就回来。于大妈收下牙刷，配上她二儿子获奖得到的搪瓷杯，让她的大儿媳、二儿媳、三儿媳沾上盐水轮流刷牙了。

如果说人具有喜欢追忆过去、粉饰过去的特性，那么我弟弟的心情就很容易理解。但我的弟弟，粉饰过去不仅仅是为了心理的需要，他把粉饰后产生的事件内涵，作为自己遵循的规范。

上面说过我父亲在1992年回到大柳庄上，风光了几天。他在激烈如战场的商场中抽出几天的空暇其实不易。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洗刷在这里留下的不愉快的记忆。1977年他作为盗窃犯被捕三年，逮捕他的当天，整个乡里都轰动了。他的被捕是因为一起桃色新闻引起的。

事情是这样的：

大柳庄的旁边有个叫徐庄的，因它那边有二十几家姓徐的人家团居在一起。徐庄和大柳庄隔了一条河，可以说是一衣带水了。徐庄里面有一个不姓徐的下放知青，姓岳，姓岳的知青娶了邻近公社姓黄的女知青。小岳、小黄都是苏南人，丈夫羸弱，妻子懒惰，这样的两个人凑在了一起，除了不断地让日子过得难受外，再也没别的特长。他们自留地里的草长得比麦子还高，奇怪的是他们的孩子却如雨后春笋般繁荣昌盛。小岳对着四个孩子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时候，小黄却跨出了改善生活的第一步：和大队书记勾搭上了。这是一桩互不吃亏的交易。书记乐意和女知青浪漫一番，女知青家的口粮和工分也凭空地多了起来，有时候还会有一段衣料、一只猪腿之类的东西。因而两个男女知青开始打架，从**打到地上，丈夫用尽了力气，气喘吁吁，妻子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四个孩子的哭号声就像一群黑夜里的小狼崽。因而妻子一次又一次地上吊，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把她解救下来，两个人就在上吊和被解救过程当中获得了家庭的乐趣。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要保存家的完整性，以免孩子遭受不测。妻子不再上吊，丈夫鼓足精神，发誓要让妻子、儿女吃饱吃好。丈夫小岳是个老实人，他一定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铤而走险地与人合伙偷了一台机器。他把机器卸成零块藏在他家屋后的稻草堆里，准备当成废铜烂铁卖给旧品收购站。

我父亲当时在公社办的机排站搞销售，他是“戴帽右派”，具有大专学历，他的一位同班同学，现在在中央某部工作，所以父亲连着也受到了尊敬。人家尊称他为“先生”，连名带姓地喊“××先生”。

不久东窗事发，父亲起先作为知情者被公安机关传讯。我猜想父亲在明白机器的底细后，曾经与小岳有过某种暗示性的约定。父亲是个聪明人，他不可能让小岳说机器的底细，那样的话，他就被动了。那暗示性的约定是必需的自我保护。公安局的人找到我父亲，请他协助调查这件事。如果父亲这时候全部交代清楚，我想他不会为了这件事吃那么多的苦头的。但我父亲全然没有坦白的打算，刚硬的脾气发作，拒不交代。他是太看重那个约定了。从这件事过后，我父亲从不相信任何人的口头许诺，哪怕白纸黑字的合同，他也会指着说：

“这种东西，骗骗人而已。做生意的，千万不要让它迷惑。”

父亲在以后除了不相信别人的口头许诺，是不是也会用口头的或纸上的约定去迷惑别人？弟弟极端的幼稚的理想主义，最初的动机是否只是想反叛父亲的人生信条？

知青小岳很快地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我父亲被作为同犯判了三年徒刑。小岳漫长的服刑期满后，我父亲已在中学里守大门，度过他一生中最轻松的日子。小岳出来后费尽周折地打听出我家的住址，找上门来，未说话就跪于我家的门槛外面，他跪了足足有五分钟。他说来世必定做牛做马报答我父亲。他说得那么斩钉截铁，说明他对今生今世已失去希望，因而不再采取任何实现愿望的行动。

知青小岳第二次许下了无法实现的诺言，他似乎卸去了心头的重负，十分钟后他走了。每个人都很平静，只有我弟弟热泪似乎要盈眶而出。很多年了，父亲受捕坐牢的经历他一直作为耻辱噤口不言，现在我弟弟终于找到了破译这件事的金钥匙，他解了心头的结又让自己的水面盛开了新的莲花。他开始向他的朋友讲述这件事，于是这件事就如同童话般的美好：父亲成了解救别人于危难而不幸蒙难的人，十多年后那个被父亲保护的人在他面前下跪了。故事中具有了这些东西：高尚、信和义、蒙难的忧郁，最后解套的美丽。而在我看来那五分钟的下跪却有十分不协调的地方，父亲和小岳的事件连起来看似很可笑，因为可笑，所以当初他们的每一点行为上的细节就显得沉重了。弟弟就这样利用了这件事，更深地把自己引入他内心的那个天地。在他的故事里，人生实质性的苦难没有了，五分钟下跪引出的浮浅的美丽，使得一切都短暂而微不足道。

父亲的爷爷本是江南乡下的一个农民，后来他来到上海滩并在这里发家致富，其中的经过和原因已无法知晓。据说他在经商中使用了一些令人反感的手段，因而他很快致富并成为远近闻名的泼皮人物。这种人物我们在古典小说中经常看到，譬如《水浒传》中蒋门神、郑屠户、西门庆之类。在三十五岁那年他果断地了结了与他同居多年，竭尽全力为他周旋的从良娼妓，回到老家去娶了一位健康结实的女人。这个女人不负厚望，一口气让我的老太爷做了八个孩子的父亲。临到五十岁生日的那天还生了个老幺。七十岁时，还是神清气爽，满脸红光。七十一岁和大儿子打官司，她用砖头砸破了自己的头，告了大儿子忤逆罪。她在法庭上哭声惊天动地、摄人心神，以至于法官最后把家族的产业管理权从大儿子手中判给她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从亲戚的家里看见过我老太爷和太婆的一张合影。老太爷的脸凶横，一只手叉在腰里，一只脚搁在凳子上。我的太婆横眉立目地站在旁边，脸色冰冷。看得出她模仿着我老太爷的为人处世，两个都是手粗脚大，加之流露无遗的自满嚣张，使整张照片有了一种醒目的粗鄙。老太爷和太婆都是地道的农民，本身在离开家乡时没有劣迹，祖上各代都安分守己，他们是后来才变成了一对令人生畏的人物。听说他们与人做生意时，经常性地凶悍而不近情理。我们不可以把这种变化归结为环境所致，只能说他们具有了某种强烈的欲望，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才变化了。正因为变化了，他们才成功了。老太爷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改写自己的历史。社会总是这样的奇怪：为什么没有了道德规范的约束，他反而有了强大的生存力？

但我老太爷和太婆的处世方式深深地腐蚀了第二代。老太爷死后，太婆把财产管理权争夺到手后，八个孩子明争暗斗，财产被瓜分得支离破碎，热闹的大家庭也分崩离析。老太爷创下的家业没有再度辉煌。可想而知，我父亲在这样一个家庭中能感受到什么。在他的周围只有一个人值得他永久地纪念，这个人是他的母亲。她把我父亲生下来七天后染上产褥热而撒手归天了。她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供我父亲瞻仰，因而我的父亲只能从他的阿姨身上，推断出他的母亲应该是善良、美丽、平和、勤劳的一个人。他的推断似有主观之嫌，但谁说不是合情合理的。父亲后来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与他的阿姨频繁地往来，他的心里必定从中得到了安慰，他所寄托的对人世的一点美好的看法也有了着落之处。而我的爷爷在我奶奶死了不久之后，立刻成了一位寻花问柳的好手。他在他认为必要的日子里，打扮整齐：头颈里戴好金链条，西装口袋里揣上怀表，手腕上还套着手表，十只手指上戴满金戒指。诳说下乡去看看地里的收租或者别的什么情况。等到黄昏久久地归来，他的身上只剩下内衣**，就像遭过一场生死大劫。

父亲继续回忆：他的父亲拿了几枚金戒指出去，他想在这年三十的晚上，父亲拿了金戒指是为了换米和一些好吃的东西。他就坐在楼梯上，在黑暗中等待着。（弟弟的神色似有厌恶）

这时你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需要吃饱和温暖的孩子，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坐在楼梯上的：他的心呈现出某种易碎的敏感，他的直觉在黑暗中如刀子一样锋利，他那一点愿望把空间填满了。未来因此变得甜蜜、辛酸而不可预测。

半夜里，门开了。进来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是陌生的女人。陌生女人说你怎么还有这么个小可怜。男人就飞起一脚把孩子踢到楼梯底下并助威地喝一声“嚯”。

我父亲讲述这个故事时，我和弟弟早已过了靠长辈教训的年龄了，所以父亲的故事并未让我们感觉到有忆苦思甜的意思。我们在心理上已把父亲当作朋友一辈了。我想父亲以前受了多么沉重的难言的伤害啊。有的人一生当中很少体会到美好的东西，那不是他的错，实在是运气不好，上帝没有好好地看顾他。

父亲讲的这个故事，使得弟弟仓皇地四下里张望，好像空气里还流动着那个惊天动地的“嚯”。他站起来又坐下，脸上突然现出极度的不快，咕哝道：“讲什么讲，有什么意思。大家不快活。”弟弟的不近情理使我的父母呆坐着，过了好一刻他们才恢复常态，两个人对视一眼，不尽的怜悯和悲哀。父亲的酒意全消，他与我母亲同时推开杯盏离开餐厅。这是1992年除夕之夜的事情，弟弟读大专二年级，夏季就是他毕业的时候。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定下了决定把弟弟逼进商界的，以父亲的观点来说，弟弟只有进入商界进行拼搏，才有可能让他自己进步和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