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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前言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唐代诗坛上一颗耀眼的大星。他生活于大唐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历尽坎坷与磨难。其一生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读书漫游时期（712—746）。

杜甫聪明早慧，少年老成：“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至十四五岁，已在翰墨场上颇得称誉（见《壮游》）。以后又游历吴越、齐鲁、梁宋等地，先后历时十年，大大增广了闻见。虽于二十四岁上试进士不第，但这并未影响杜甫的昂扬情绪。因为唐人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所以他此时考不中进士并不遗憾，而且诗中还充满了年轻人的自信与昂扬精神。于是，他望岳便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马便歌“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题画鹰则题“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二、“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长安求宦时期（746—755）。

这是杜甫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一段时间。他虽怀着“致君尧舜上”的宏大抱负来到长安，但却困顿蹭蹬，衣食无着，过了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其间于天宝六载（747）应玄宗求贤制举，被奸相李林甫的一句“野无遗贤”挡在了仕途之外；天宝十载（751），他为朝廷祭太清宫、祭太庙和祀南郊之典而献“三大礼赋”，虽得玄宗赏识，令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但最终仍是不了了之。所以杜甫直到四十四岁仍是功业无成。

三、“有才无命百僚底”（《狄明府》）——短暂的为官时期（756—759）。

或许是靠着娘舅的关系[1]，杜甫终于在四十四岁这年冬天谋到了一个在京城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小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然而，他当官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安史之乱，洛阳很快失守。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六月十二日，玄宗离京奔蜀，十四日行至马嵬，发生马嵬兵变。二十日长安陷落，一朝文武百官尽作鸟兽散。

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杜甫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前往投奔，途中为叛军所获，解至长安。他在长安呆了九个月，终于在至德二载四月伺机逃脱，再投肃宗。他昼伏夜行，备尝艰辛，最后才“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狼狈之状可见一斑。凭着这一片赤诚，肃宗于五月十六日封他个左拾遗官，当了不到半个月，便因上疏救房琯触怒圣上，险些掉了脑袋。多亏新宰相张镐相救，才得以获免。

杜甫当官是个很“没眼色”的人。肃宗是先自行称帝，然后才为玄宗所追认的。房琯就是玄宗派来向肃宗授册命的人，于是由玄宗的宰相变成了肃宗的宰相。对这样一个父党中人，即使没有陈陶、青坂之败，肃宗也不会久留在身边的。杜甫不明就里，只想尽拾遗之责，殊不知非但救不了房琯，反把自己也搭了进去。肃宗从此对杜甫不再信任，先是打发他回家探亲，次年六月在贬房琯为邠州刺史的同时，把杜甫也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在华州任上干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兵荒马乱，畿辅饥馑，他实在看不出继续留在这位置上还有什么前途，终于下决心弃官西去。杜甫为官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零三四个月，然而时代的变乱和“百僚底”的地位，使他写出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也使他的创作有了不同凡响的“诗史”之誉。

四、“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卜居蜀中时期（760—768）。

虽然万里作客，漂泊西南，但仰仗故人高适、严武的接济和军阀柏茂琳的照顾，杜甫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也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依萧涤非先生统计：“夔州以前为第一阶段，计六年多（七六〇年正月至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约五年；在这一阶段里，杜甫写了四百八十五首诗。移居夔州为第二阶段，约二年（七六六年四月至七六八年正月），时间虽不长，作品却最多，一共写了四百三十八首诗。”（《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初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法纯熟，体现了与安史之乱前后叙事风格不同的抒情特色。

五、“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漂泊荆楚时期（768—770）。

不甘作客的杜甫，拖着老迈衰病之躯乘舟出峡，辗转于荆楚之地，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甚至遇到一连五日不得食的窘况，终于在饥寒交迫中死于漂泊半途的船上。

然而，不管命运把杜甫抛到哪种境地，他始终都因自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而“不敢废诗篇”（《归》）。上至帝王将相、风云雷雨，下至田父邻媪、花鸟鱼虫，可以说寓目辄书，尽入诗囊。一首诗，便是他的一篇日记；一部少陵诗集，便是他一生喜怒哀乐的心史。而其间所折射的，则是那个盛极而衰的时代。这便是杜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因为他把诗看作“吾家事”，所以创作上可以“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其七），可以“不薄今人爱古人”（《戏为六绝句》其五），可以“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其七），可以“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也可以“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终成继往开来、位在至尊的诗坛泰斗。他在诗的体制上、句法上、语词上都别开生面，各有标举和创新。南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馀’，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人称其先祖杜预为将军武库，而一部杜工部集却端的是诗家武库，方方面面的内容和各式各样的技法尽在其中。后之元稹、白居易得其粗俗，韩愈、贾岛得其险怪，李贺、李商隐得其精严。其在章法、句法、用典、炼字方面的探索，更开启宋人讲求来历、瘦硬生新的新诗格。

杜甫擅长用离析开合之句，如“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言一生事业只落得一双蓬鬓，天地之间唯此草亭属于我。“身世”与“蓬鬓”“乾坤”与“草亭”间是一个大大的滑落，同时也是最为凝练的概括，犹如两极间的超级链接。同类句法还有“乾坤一腐儒”（《江汉》）、“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等。此法正为宋江西诗派所袭用，黄庭坚《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曰：“未生白发犹堪酒，垂上青云却佐州。飞雪堆盘鲙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未生白发”，本当有一番作为，以“犹堪酒”承之，则年富力强仅仅是尚胜酒力的资本；“明珠论斗”，将是何等豪奢，继之以“煮鸡头”，则“论斗”者原是与明珠近似的鸡头米，读之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他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苏轼《过永乐文长老已卒》）等，俱得一波三折之妙，实由老杜句法中生出。

以古诗笔法、文章笔法入律诗，是老杜的另一特色，实乃细极而求粗、细极而求变者。如《白帝城最高楼》这首拗律的“独立缥缈之飞楼”“杖藜叹世者谁子”，全是文章笔法；《望岳》（西岳）之“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所思》之“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全是律句中的拗体。此法为中唐韩愈所效法，更为宋之苏轼、黄庭坚所光大。

唐人律诗，绝少通首用典者，杜甫却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如本书所选之《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是一首贺竹桥一日造成的贺诗，诗曰：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

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

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

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

八句诗七用典事，且皆与渡水和桥有关。末两句以秦始皇造石桥渡海千年不成，反衬皂江竹桥建造之快。全诗诙谐幽默，实已远唐风而开宋调。我们把宋苏轼所写竹阁诗与此竹桥诗对读，便不难看出个中渊源。

苏轼《孤山二咏·竹阁》曰：

海山兜率两茫然，古寺无人竹满轩。

白鹤不留归后语，苍龙犹是种时孙。

两丛恰是萧郎笔，十亩空怀渭上村。

欲把新诗问遗像，病维摩诘更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