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将殿试固定为科举环节,明言所有进士皆是“天子门生”,不许再与主考官行私礼。
原先送给考官的那份谢礼,便顺理成章转成了谢皇恩的份子。
数额按名次递减,状元额定白银一百两,往下逐层消减。
一百两银子,莫说寒门子弟砸锅卖铁也凑不齐,便是小康之家,也要借贷才能凑齐。
因此大宋对那些未酿民乱、未涉人命的贪腐官员,多是流放罢官了事。
人人都是借了高利贷来做官,不上任捞些银钱,拿什么还债?
放贷利息,也按名次分了三六九等。
一甲进士前途无量,放贷的人家争着给低息,甚至免息相送。
二甲三甲,利息平平。
到了四甲五甲,利息虽算不上驴打滚,可也能压得人喘不过气。
当上官,就赖账?
呵……休说只是个八九品的候选小官,便是官拜宰相,也赖不掉。
汴梁城里给进士放债的,无非两家。
一是背后站着勋贵外戚的大相国寺,一是同有世家贵族撑腰的京城富商。
这两家的账,赵官家都不敢赖,你能赖掉?
你有本事赖掉,我们立马做龙袍给你穿上!
宋代,有榜下捉婿的风气习俗。
一甲前三名,是勋贵、外戚与顶级世家争抢的香饽饽。
二甲进士,朝中公卿、老牌士族争相下聘。
三甲四甲,多是中层官员与地方官员择婿的首选。
至于名次最末的五甲,便成了富商大户们的目标。
每逢放榜之日,御街之上车马塞途,一半是来挑女婿的,一半是来放债的,热闹得堪比上元灯节。
而另一笔期集钱,就是“家委会收活动经费”。
新进士按名次分摊银钱,用来刻印同年录、置办宴席。
虽是全凭自愿,可谁能说半个“不”字?
常规总数约莫三千缗,却从来没有定数,向来是只多不少。
一届进士里,总有几个家境殷实的子弟。
若他名列前茅也就罢了,偏生有些四五甲的富家子,为了挣脸面,出手比一二甲还阔绰。
他这一加码,前面的人怎好落于人后?
状元郎总不能出得比末名进士还少,只得跟着往上添,其余人也只得层层跟进。
寒门子弟怕被人讥为小气,只能咬着牙去借高利贷凑数。
更何况,宴席从来不止是一场宴席,更是一届新官在朝堂上的头次亮相。
或因上一届排场铺得盛大,本届不肯落了下风。
或因政见相悖,瞧不上前几届的施政路子,要在期集上压过一头,博个声势。
人情、道德、脸面裹挟绑架之下,这笔钱越凑越多,家境普通的士子苦不堪言。
这些积弊,全在熙宁变法时被一刀斩清。
谢恩银直接废除,期集钱改为国库拨付,定额三千缗。
也正因如此,王安石此番回京,熙宁六年、九年,元丰二年、五年,四届受了新政恩惠的进士,便借着“感念王相公体恤学子”的由头,络绎不绝登门送礼。
已到任、家境宽裕的,备上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