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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核门一入深似海(第2页)

面对这样的学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会欣喜若狂,这是任何一个老师的荣幸,我想任何一个老师都恨不得把会的东西都一股脑儿地倒出来,毫无保留。

请原谅,我暂时还不能叫出他们的真名,我把他们称作青椒、红椒、朝天椒、尖椒,这几位是贵州、四川和湖南几大辣椒王国来的,这么叫他们都喜欢听,仿佛随意一呼喊已飘出了辣椒的芳香。

其余人,我基本上都是叫他们白虎、白兔、白羊、白鼠……这不全是为了好玩,就像他们叫我大白熊一样。用代号,是我们保密规定中的一项。直到今天,很多人的履历档案还被锁在保险柜里。这是一群伟大的青年,毫无疑问!

连李觉少将——刚从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岗位转过来的首任九院院长,都积极主动地成了扫盲班学员,他听得津津有味,严肃认真,还曾被评为优秀学员。但他的事情太多,有的时候甚至还需要去西藏处理一些军区的事,不得已,他不得不经常地偷着找邓稼先“开小灶”。

在这种火热的学习气氛感染下,只需负责管理和调配的大领导们也都自觉开始了学习,比如刘杰、刘西尧,甚至张爱萍。

原子弹的研制是系统工程,是多声部大合唱,包含的学科种类繁多,技术又必须极端精细。一个问题是用这个办法好,还是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这都是决策问题。为让原子弹整体设计理论和实验理论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定型,这些日理万机的领导几乎统统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这还不够,自己还要拼命多读书,多补充一点基本的东西。

正是在这种上下集体“比、学、赶、帮、超”的大氛围中,科学家们才总能提出并确定正确的思路,而领导们才能在分歧中发现争端的分野,并快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拍板。在这个大氛围中,邓稼先无疑起到了引领、启迪、带动和具体培训的多功能作用。他干得如火如荼。

画外音:

但天是那么的冷,好像从来没那么冷过,那一定是北京最冷的冬天啊,最冷的,最漫长的,我的手指好像总是不知不觉就冻在了一起。我和大学生们跑出又湿又冷的宿舍,对面的东风副食店此刻是我们梦想中的天堂。

天堂,我们又来了!我们总是像一股寒风一样毫不留情地吹开副食店的门,铁炉子里的火苗忽然就长高了好几寸。营业员趴在柜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那是一个多么和蔼可亲的大嫂啊,我们都说她是全北京最温暖的一个大嫂!她被我们这群人捧得脸通红,笑得合不拢嘴!

这简直是历史老人开的一个幽默,今天的人们读到此处,应该忍俊不禁:憨厚朴实的营业员大嫂大概只知道他们是一群来取暖的小伙子,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些人却都成了中国的“火神爷”,真正的火神爷!

甩开膀子大干12天的意外收获,是赢得“大白熊”的“赫赫威名”。太阳火辣辣地挂在天上,汗水几分钟就湿透了衣裳,大家压根儿没有“防晒”心眼,邓稼先甩掉衣裳,赤膊上阵,同伴们一看领导要拼了,齐刷刷地都光起了膀子,才思敏捷的大学生们灵光骤闪,在工地的墙上用白灰写了一条极其时髦的口号: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

然而,当别人的皮肤都晒得黑黝黝的时候,大家惊奇地发现,邓稼先就是晒不黑!

又高又胖的邓稼先听到第一声“大白熊”的呼叫时,得意地摇了摇头,意思好像是说“天生丽质,没办法”。大家一哄而笑,“大白熊”的称呼从此叫响。

邓稼先偶尔有时间回忆到这儿,会笑出声来:连绰号这东西,都是老天爷事先给你准备好了,你逃都逃不掉——在家里领孩子玩儿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出了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绰号!当然,他也同样欣然接受。

有时,他发觉又有人拿他开玩笑,就假装生气的样子,黑着脸,不言不语,低头拼命干活。大家一开始以为他真的生气了,只好跟着他的节奏拼命赶进度。这恰恰中了他的圈套,他就是想让活快点干完——真正的任务还没开始做呀!

画外音:

大概我比他们没大多少吧,叫“大白熊”的,叫“老邓”的,都有,就是没有叫邓主任的!不过,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不许叫邓主任。官衔总挂在嘴上,上下级之间慢慢就会长出一条鸿沟,是很影响工作进度的。

“大白熊,今天的测验我们都合格了,我们厉害吧?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年轻的竺家亨笑嘻嘻地盯着他。一个最调皮的家伙。

邓稼先“吃惊”地看着所有人都集中在竺家亨身后,充满期待地盯着他!很显然,竺家亨又“初生牛犊不怕虎”地被大家推选出来当了发言人。

邓稼先瞪大眼睛道:“那咋表示?我们再来抽签吃饼干吧?”

“哈哈,今天我们大家伙决定换个思路,吃点精神细粮去,好不好啊?吉祥大戏院今晚上演马连良的《四进士》!”

两个月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他们几乎日日夜夜都和邓稼先摸爬滚打在一起的,邓稼先和所有的人都熟得不能再熟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邓稼先是一个标准的戏迷!

几十年后,思维依然敏捷如初的著名氢弹专家于敏,喜欢跟别人谈起这样一桩往事:

那一年,我从外地回到绵阳九院,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安顿下来后,我步行去会场,忽然下起大雨,我打着伞急匆匆走着,快到地方时,听见前面似乎传来哼哼呀呀的声音,仔细一听,果然是,哼的还是《女起解》!雨太大,我看不清那人,越走越近,我听见他还在用嘴发音奏出铿锵有力的鼓点,把我的瘾头子也勾出来了,我大声地来了个拖腔,前面的大个子猛地一回头。哈哈,原来是老邓!

邓稼先很自然地摸摸兜,那一沓子钱应该还够这帮家伙的戏票。

“你们真幸运,上次没把我的钱都吃光!”

1955年8月,国务院一纸文件,取消了实施了6年的供给制,干部队伍全部实行按照24个级别而定的工资制。当时,邓稼先的岳父许德珩是人大副委员长,工资级别是2级,月薪330元,而邓稼先是12级,204元,这帮小年轻的都是19级,月薪才50元,这种大家一起嚷嚷请客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请客的都是邓稼先。

挣得多的付出也多,但邓稼先显然从没计较过这些,这几乎成了那个年代九院的“潜规则”。连后来有一次去上海,即使是“客人”,邓稼先也毫无意外地请以于敏为核心的研究小组大吃了一顿。当时,于敏是副研究员,工资180元,其他人60元左右,而邓稼先是3级教授,工资涨到230元!

其实,邓稼先的“出血”,何止是这一次次的掏钱请客,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那种看似不起眼但屡屡发生的援助数不胜数,其总量加在一起,非常惊人,而即使不累加,每一次的援助也并非“轻如鸿毛”。三年困难时期当时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很多人饿毙街头,更多的人浮肿起来,样子非常吓人。1960年左右的理论部也好不到哪儿去,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都非常年轻,胃口都很大,而工作量往往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1960年的春节,大家在一起包饺子,无疑,这是个让人欢乐的场面,但其中的心酸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理论组几十个人,肉只有一斤!白菜只有一斤!白面只有一斤!

增量是不可能的了,邓稼先式思维再次闪亮登场:坚决不能再“人为”减量了!他们不让南方来的同事们包。一开始,“南方佬”们还以为是客气,都纷纷道:怎么,我们就没吃过饺子吗?这个说我们福建也吃饺子嘛!那个说我们广东也吃饺子嘛!这个说我们上海的水晶饺子很有名嘛!邓稼先立刻装出一副严肃的模样来,道:

“不,全国人民都吃过饺子,也许都包过饺子,但我们现在是特殊情况,必须按普遍规律来办事——包饺子,还是北方人更熟练!为了防止肉和菜有一丁点儿流到汤里去,我决定,南方人只负责剁馅,连擀皮都不行!”

1960年春节的那顿年夜饭,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部的年轻人把饺子汤都喝个精光,带着半饱不饱的肚子,一齐约好,来年一定要吃个痛快,撑破肚皮才过瘾!

正是因为极端艰苦,邓稼先的举动在今天看来“小题大做”,但在当时的普遍困境中,却似黄金美玉般的宝贵,不,对当事人来说,简直比黄金还宝贵得多!四十年后,已经身为高级军官的孙清河动情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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