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丹讲了一个故事,是他同事遇上的。他那同事姓林,叫他小林吧,在政府部门工作,那一年单位搞一个项目,要整顿重建一家老殡仪馆,派了几个人过去盯着前期工作。也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派去的四个人里头,有两个是女的。小林当时还私下跟另一个男同事嘀咕:“领导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派女的来这种地方?”那同事耸耸肩:“谁知道,可能觉得现在讲究男女平等吧。”小林说:“平等也不是这么个平等法啊。”那家殡仪馆在郊区,年头久了,周围全是荒地,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二十分钟。院子里的柏树长得老高,遮天蔽日的,大白天进去都显得暗。主楼是个三层老建筑,灰砖墙,窗户又高又窄,像一排排眼睛。后头就是火化间和告别厅,前头是办公室和值班室。刚去那几天,大家就觉着不对劲。白天还好,人来人往的,施工队进进出出,热闹。一到晚上,人都走了,就剩下他们四个,整个院子静得像坟场。值班室在一楼,二楼是办公室,他们晚上就在二楼待着,打打牌,看看手机,熬到睡觉的点就各自找地方躺下。起初是冷。明明门窗关着,就是有冷风往脖子里钻,那种冷不是普通的凉,是往骨头缝里渗的阴冷。小林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心里作用,毕竟是殡仪馆,放死人的地方,自己吓自己很正常。可后来另外三个人也说冷,有时候坐那儿好好的,忽然间屋里温度就跟掉了好几度似的,能看见自己呼出来的白气。后来就不对了。有一天晚上,大概十二点多,四个人在二楼办公室待着,打牌打累了,各自歪在椅子上玩手机。屋里开着灯,亮堂堂的,可窗外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院子那盏昏黄的路灯照着一点地面。忽然间,靠天台的那扇窗户自己开了。开得很慢,一点一点往外推,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慢慢推开它。可外头一点风都没有,院子里的柏树叶子一动不动。几个人全抬起头,盯着那扇窗户。没人说话。窗户推开了大概一尺宽,停住了。一个男同事姓周,胆子最大,站起来走过去,把窗户关上,又检查了一遍锁扣,使劲拧了几下,确定锁死了。回头说:“锁紧了,别再开了。”小林说:“你把那个插销也插上。”小周又把插销插上,拍了拍手:“行了。”几个人坐回去,接着玩手机。可气氛不对了,没人说话,都竖着耳朵听动静。小林瞄了一眼墙上的钟,十二点一刻。话音落了还没十分钟,那扇窗户又开了。这回不是慢慢开的,是“砰”的一声,好像有人在里头往外猛地一推,窗户直接弹开,撞在外墙上,又弹回来,来回晃悠。几个人全站起来了,小周手里的手机掉在地上。窗户在那儿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外头漆黑一片。小林的腿开始抖,他自己能感觉到。他盯着那扇窗户,眼睛都不敢眨。这时候,同来的两个女同事里,有一个姓黄的小姑娘,刚毕业没多久,分来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哭过一回。她忽然尖叫一声,往后一缩,手指着窗户,声音都变调了:“脸!有一张脸!”其他三个人赶紧看过去——窗玻璃上什么都没有,黑漆漆的,只有外头院子里那盏昏黄的路灯光映在玻璃上,影影绰绰的。可小黄浑身发抖,脸白得像纸,缩在小周身后,手指死死攥着他的衣服。她说那张脸就在玻璃上贴着,惨白惨白的,四十多岁的男人,脸很长,眼睛往下耷拉着,嘴角往上咧,在笑。冲她笑。小周说:“你眼花了吧?什么都没有。”“有的!”小黄声音尖得刺耳,“他还在那儿!他还在笑!”小林壮着胆,抄起手边的手电筒,往窗户那边照。光柱穿过玻璃,照在外头的天台上,什么都没有。天台空荡荡的,只有几根晾衣绳在风里微微晃。小周走过去,又把窗户关上,这回没说话,只是使劲拧着锁扣,拧得手指节都发白。那天晚上几个人熬了一宿,灯全开着,挤在一起,谁也不敢闭眼。小黄一直缩在角落里,抱着膝盖,脸埋着,偶尔抖一下。小林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接过去,手还在抖,水洒了一半。第二天天一亮,电话就打回单位了。小周接的,对着电话那头骂了十分钟——派两个女的来殡仪馆盯项目也就罢了,连酒店钱都省,让人家住殡仪馆里头,这活儿是人干的吗?这不是省钱,这是缺德。后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再住那儿了,每天晚上收工就去镇上开房间,自己掏钱也认了。至于那扇窗户后来还开没开,那张脸还出现过没有,阿丹没说。他只说了一句话:小黄后来辞职了,干满那个项目就走了,说是受不了,一闭眼就看见那张脸。白的,长的,冲她笑。他说那话的时候,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说:殡仪馆那地方,不是谁都能待的。有些人天生八字硬,压得住;有些人不行,去了就得遇上点什么。小黄明显是后一种。:()中国民间奇闻诡事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