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签了承诺书,我们就要按承诺的时间节点去抽查。
第一次发现违规,警告、限期整改;
第二次,处罚、公示;
第三次,列入黑名单、联合惩戒。
跑路的,让他在整个行业里跑不掉——现在全国信用平台联网,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他顿了顿:“当然,这需要投入监管力量。
省里会配套资金,支持各地建立『承诺制事中事后监管队伍。
你们先试点,成功了,经验推广;
失败了,我负责。”
三月的风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带著些微泥土的气息。
窗外的梧桐还没发芽,但枝条顶端,那些鼓胀的芽苞已经隱约可见。
云安调研结束后,沙瑞金连夜赶回省城。
第二天上午,一份关於“协同机制推广遇阻原因分析”的调研报告,摆在了林惟民案头。
报告没有迴避矛盾,將基层干部的“三怕”如实呈现,並在末尾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制定“协同审批岗位职责清单”和“负面行为清单”,明確权责边界;
二是由省纪委牵头,对容错纠错机制进行案例解读和操作细则培训;
三是在各地推广“协同专班”模式的同时,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探索“虚擬协同”(线上並联审批)和“实体协同”(人员集中办公)两种路径,不搞一刀切。
林惟民看完报告,在首页批了八个字:“实事求是,对症下药。”
然后他对小周说:“把这份报告印发所有省委常委,以及各市州委书记、市长。
下周常委会专题討论。”
几乎同一时间,高育良那边,也遇到了类似的“软钉子”。
新华路派出所的矛盾纠纷警情分析报告出来了。
报告梳理了近三年该所受理的、未进入行政处罚程序的各类矛盾纠纷共计一千二百三十七起,按类型分为邻里纠纷(43%)、家庭矛盾(28%)、消费纠纷(12%)、劳资纠纷(9%)、其他(8%)。
反覆报警三次以上的案件,占到了总数的34%。
报告还附了一份社会学专家的初步访谈发现:大部分反覆报警的当事人,真正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被看见”“被听见”“被重视”。
他们反覆报警,是因为第一次报警后,派出所的处理没有让他们感到“被认真对待”。
高育良拿著报告,在办公室坐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