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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帝刘裕 生于微末起于乱世 神策中尉鸭（第3页）

远在都城中的南燕皇帝慕容超，如果知道刘裕已经做好了直面南燕骑兵的准备，那他的自信可能会大打折扣。群臣有的建议焚烧粮食、坚壁清野，慕容超以有损国力为由拒绝了；有的建议以骑兵在大岘山外阻击—但是这样做不到全歼晋军，所以也被慕容超否决了。最终的战场被定在了临朐。

通过了大岘山的刘裕并没有见到燕军，喜形于色。他知道，燕军的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两军在临朐南相遇，慕容超想象中的骑兵对步兵的屠杀并没有出现。刘裕以木车四千乘为左右翼，使得骑兵根本不能冲阵；又以檀韶、胡藩（没错，就是当初劝桓玄的那位）为别军，偷袭临朐城，抄了燕军的后路。前后夹击之下，燕军大败，主力尽灭。慕容超逃往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晋军全军追击，在广固城外筑起长围；又因地取粮，令后方不必再通过漕运向前线输送粮草。

慕容超困守广固城中，令尚书郎张纲向后秦求救。但是在归来的途中，张纲与秦军使者皆被晋军擒获。

秦军使者对刘裕说：“秦、燕是友邦，现在秦军已派遣铁骑十万，屯驻在洛阳，如果晋军不退，那么秦军将长驱而入。”刘裕豪气干云地说：“告诉你们的皇帝姚兴，我灭燕之后，休息三年，便会取回长安、洛阳。如果你们现在就想死，那就快来！”

裕呼秦使者谓曰：“语汝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资治通鉴·晋纪》）

刘穆之听闻秦军使者到来后，立刻来见刘裕—但还是晚了一步，使者已经走了。在听完刘裕的回答之后，刘穆之更是忍不住急了：“平常不论事情大小，您都会跟我商量，这次怎么就答复得这么快？！您口出大言，不仅不会吓唬住姚兴，反而会激怒他。要是广固还没攻下来，秦军又来了，岂不是功亏一篑？”刘裕哈哈大笑，对刘穆之解释道：“这是行伍之事，你不懂。兵贵神速，要是姚兴真能派兵，哪里还会先派人威吓？他们是在吹牛啊！”

这次刘裕又料对了，直到广固城破，也未见一兵一卒前来支援。

义熙六年（410年）二月，广固城破，刘裕斩南燕王公三千人，并下令毁掉广固城，然后送慕容超于建康处斩。

灭燕的兴奋还未过去，刚刚返回下邳的刘裕就接到了一则消息，他立即抛下军队，只带数十人，昼夜兼行，马不停蹄地直奔建康。

刘裕收到的消息很短，却触目惊心：卢循再反，何无忌战死。

建康朝廷已经乱成一团，京城戒严，甚至商议迁都，往下邳去依靠刘裕。后来听说卢循的军队在休整，才没有带晋安帝渡江。

刘裕抛下军队后，单船渡江，到京口后也并未休息停留，直奔建康。四月，刘裕入京—朝廷众人这才有了主心骨，宣布京城解严。由此可见，在面对征伐之事时，刘裕已经成了当仁不让的领袖。

刘毅很不服，他一直觉得刘裕只是运气好。之前卢循击败何无忌后，他由于生病，没有出征；但是朝廷众人似乎并不因为他还在豫州，就不害怕卢循。这让刘毅更想证明自己。

刘裕知道刘毅想要独自出战，赶快派随自己征南燕的刘毅之弟刘藩去姑孰劝说，并且带去了自己的一封信：“我从前多次与卢循的军队交手，不能轻视他；等北伐的军队归来，我们合兵出征。”

然而刘毅却对这封信有了不同的解读。“多次与卢循交手”，谁不知道你刘裕正是因为多次击败孙恩、卢循才崭露头角？“不能轻视”的意思就是，我刘毅如果单独出征就打不过卢循—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所以刘毅对弟弟刘藩说：“之前我让着刘裕，所以你就真以为我不如他吗？”这句话不仅是对刘藩所说，也是对朝廷众臣所说。

于是，刘毅也学刘裕征南燕的行为，抗表出征。他率领两万军队，从姑孰迎击卢循。

卢循刚刚击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的军队，便迎来了豫州刺史刘毅的两万精兵。义熙六年五月，两军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安徽宿松县西南长江中）爆发战斗。结果证明了卢循之前屡次失败，不是因为卢循太弱，而是因为刘裕太强。

刘毅军队全军覆没，舟船全毁，辎重尽丧。刘毅在亲兵的掩护下步行逃离战场，奔回建康。

这一战后，建康群臣彻底慌了神，因为赖以支撑的江州何无忌、荆州刘道规、豫州刘毅分别败于卢循；而北府的军队刚刚征讨完南燕，返回建康的士兵伤兵满营，京城几乎无兵驻守。更有败兵为了掩饰失败，向建康城中人描述卢循军队有战士十余万，运粮草的车百里不绝。绝望情绪笼罩了建康的每一个人。

东晋朝廷为何如此惧怕卢循的军队？因为，这是一群狂热的“宗教分子”。

事情要从孙泰说起。孙家世奉五斗米教，孙泰以道术聚集了一大批次等士族出身的官员，他们皆以孙泰马首是瞻，甚至执政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也很信奉他。孙泰的活动本质上是集结了东晋的一些次等士族，妄图夺取权力。这使得一些高门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感到了威胁。不久，会稽内史谢輶举报孙泰图谋不轨，司马道子将孙泰诛杀。但是孙泰的侄子孙恩却逃往海上，没有被抓捕归案。

后来司马元显执政，为了对抗桓玄，增加军事力量，发客为兵（即征发士族门阀名下的农民为士兵，受朝廷管辖），引起了三吴士族豪强的不满。孙恩趁机登陆会稽，以五斗米教的名义起义。无论是被司马元显侵犯了利益的地方士族，还是底层信奉五斗米教的教众都会集到了孙恩的旗下，一时之间有数十万人。义军们攻城略地，凡是不信奉五斗米教的，皆遭到诛杀，婴儿也不曾放过。甚至随军的家属，如果携带婴儿，不利于行军的，就将婴儿投入水中，宣称是“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后来孙恩被刘裕连续击败，走投无路之下跳海自杀。义军余众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领导，继续在三吴地区攻略郡县。当时赶上桓玄正与朝廷开战，双方便都对卢循采取怀柔政策，以广州刺史的名义安抚他。

双方心知肚明，一旦朝廷缓过来，肯定会再次爆发战争。所以趁刘裕远征，卢循从广州进军，一路先后击败何无忌、刘道规，现在又大破刘毅军，距离攻破建康只有一线之隔了。

如果卢循攻进了建康，那这些高门大族肯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双方不存在和平的可能。这也是朝廷众臣如此恐慌的原因所在。

兵临城下，朝廷出现了分歧。孟昶、诸葛长民等人认为，应该奉皇帝渡江，往广陵暂避锋芒。刘裕认为，一旦出京，军队一定崩溃，就算到了广陵，那也是苟延残喘；只有在建康坚守，才有一线生机。孟昶屡次建议赶紧逃走，刘裕终于生气了，两人大吵起来。刘裕说：“如果城破，我自当横尸庙门，绝对不会苟且偷生！”孟昶也极为恼火，认为必败，不如现在就杀了自己，省得到时候被卢循羞辱。刘裕愤怒地质问说：“你既然不怕死，为何不先打一仗？到时候失败了再死也不迟！”然而孟昶回府之后，觉得走到这步田地，是因为自己曾大力支持刘裕征讨南燕，所以导致京城空虚，卢循再反。他羞愧难当，上遗表将罪过揽到了自己身上，然后仰药自杀。

刘裕北讨，众并不同，唯臣赞裕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谨引咎以谢天下！（《资治通鉴·晋纪》）

孟昶的死，并没有动摇刘裕的决心。他下令募民为兵，赏赐等同于随自己从京口起兵讨伐桓玄的士卒，并且亲自引军驻扎在石头城（建康之西的要塞，紧邻长江）。许多市民来看热闹，刘裕好奇地问参军张邵，张邵回答说：“如果您没有回归建康，那这些人四散奔逃都来不及，怎么还有心情看热闹呢？”接着他又说道：“贼军到达后如果直接登陆，凭着锐气一鼓而下，我们就危险了；但是如果他们到达后在对岸集结，那就必定失败。”刘裕很赞同他的看法，于是登城遥望卢循军动向。

纵观刘裕一生，此战最为凶险。因为这一战的主动权不在他，而是在敌人手里。所以当他看见卢循军直奔新亭而来的时候，大惊失色—但是不知为何，后来卢循军逐渐奔向了对岸。刘裕放下心来，知道自己即将渡过难关。

卢循是随先头部队一起抵达建康的，他的姐夫徐道覆建议直接登陆新亭。但是卢循害怕刘裕，认为等大军集结后进攻，方才万无一失，于是回转西岸，等待大军的到来。徐道覆叹息说：“我早晚被卢循害死啊！如果我得以在英雄手下效力，平定天下易如反掌。”徐道覆的叹息不是没有理由的，此次卢循从广州出兵，乃至击败刘毅，徐道覆都有出谋划策的功劳。

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卢循集结完军队，刘裕这边也已经布置完善。两军数次交锋，卢循军都不曾突破晋军防线；虽然一度登陆丹阳郡，但始终不能击破晋军，逼近建康。随着时间的推移，晋军越来越强，而卢循军锐气尽失，最终于七月返回江州的寻阳。

建康的危机解除了，但是卢循军返回寻阳后，很快溯江而上，攻打江陵，希望占据中游，以保持对建康的压力。与此同时，益州的谯纵派出桓氏余党桓谦，领兵从上游顺流而下、进攻江陵。

刘道规令从襄阳来支援的鲁宗之部队守城，自己领兵出战。时任天门太守的檀道济先登陷阵，一举冲破桓谦阵势，导致桓谦军队大败，桓谦本人也被杀死。随即他乘胜追击，击破卢循的部将苟林，江陵之围遂解。等徐道覆率三万后援赶到江陵时，已经只有自己一支孤军。所谓兵败如山倒，士气全无的军队再次被刘道规击破，徐道覆本人也逃回了卢循的本部。

十月，刘裕率领刘藩、刘敬宣、檀韶自建康出发，征讨卢循。正如刘裕对孙处等人所下的命令，甚至时间都惊人地一致：十二月，刘裕击破卢循全军。卢循、徐道覆分别逃跑—然而等待他们的，是已经被孙处、沈田子攻占的大本营，最终二人皆被诛杀。至此，持续了十二年的孙恩、卢循之乱被彻底平定。

义熙七年（411年）三月，刘裕登台辅，成为三公之一—太尉。

即使军功已经如此耀眼，并且已经成为太尉，刘裕却并未得以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不服他的人太多了。在那些士族高门看来，刘裕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孙恩罢了。甚至在刘裕拜太尉的典礼上，名相谢安的孙子谢混不仅迟到，而且衣冠不整，神色傲慢。

由于东晋特殊的门阀士族政治背景，许多人可能不明白刘裕与高门大族之间巨大的鸿沟。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将东晋王朝比作一个由几大家族共同掌管的企业，那现在这个企业已经日薄西山；靠着业务能力过人但仅有初中学历的刘裕多次力挽狂澜，方才屹立不倒。刘裕虽然因此晋升总经理，但其余高管多数是各大股东的亲属，又有海归名校的学历背景，无论是处事思维、言谈举止，还是兴趣爱好，同为管理层的刘裕与其他高管都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