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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 明君的末路 于朝阳（第2页）

谁说陈玄礼是看到士兵哗变，临时起意或没办法了才杀杨国忠？陈玄礼在长安时就准备对杨国忠实施暗杀。根据杨国忠后来并无提防的表现来看，杨国忠之前可能并未察觉。所以陈玄礼在京师杀杨国忠没有成功，是拖到马嵬驿才最终成功的。

这些明摆着的史料，很多研究这段历史、持“偶然哗变说”的专家，都没有提及并解释过。如果一个人反复地要杀另一个人，多次谋划和下手才成功，那么最后成功杀害的这次，有多大可能性是出于偶然？结合屡次谋杀杨国忠的史实来看，兵变不大可能是偶然发生的群体事件。

陈玄礼在长安的那次行动的具体时间，并没有被记录。如果是发生在潼关陷落前后，那就更加印证了此事的谋划中有玄宗的影子，是一个既定的方略。否则作为负责宫禁的禁军头领，作为远离前朝斗争的内廷近臣，陈玄礼在京师杀首相明显是越俎代庖，动机不够。其暗杀行为会影响国家命运与战局走向，带来政治后果，他仅仅作为内廷势力的禁军龙武大将军，个人也承担不起。说他是替老糊涂且不知情的玄宗操心，就擅杀外戚—这心未免也操得太过、太大胆了，不符合他“淳笃自检”、一贯安守职责本分的性格。这场在京师内不成功的诛杨行动，在正史里仅于列传中一笔带过—这种采编方式也可能是史家突出玄宗过度宠幸杨国忠的春秋笔法，遮掩玄宗亡羊补牢的痕迹。这样可以突出马嵬驿兵变的偶然性，进一步向“糊涂”的玄宗全面推责。

从士兵的角度讲，逼迫皇帝杀了他的妃子和大舅子，然后继续护送皇帝入蜀，这是只会增加自身风险、对于目标或结果却毫无价值的事情。如果士兵是担忧自家留京的亲眷，排斥入蜀，兵变的方向就应该是拥立或者追随太子留在北方。如果说士兵仅仅是临时哗变泄愤，那陈玄礼不止一次实施诛杨计划，还在哗变前去联络太子—那这“临时突发”的哗变，也未免太有计划性了吧。

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懅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资治通鉴·唐纪》）

平明渡便桥，国忠欲断桥。上曰：“后来者何以能济？”命缓之。（《旧唐书·玄宗本纪》）

上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资治通鉴·唐纪》）

虽然玄宗确为性命考虑，存在积极入蜀的意愿，但入蜀避难也一直是杨国忠鼓动的方策。而且玄宗逃跑后，杨国忠企图烧毁左藏库，被玄宗阻拦；事后又擅自烧毁便桥，以断玄宗队伍退路，阻碍留京亲眷跟随队伍。玄宗得知后紧急制止。玄宗当了四十多年皇帝，此时会感觉不到杨国忠的意图和越权？

是月，玄宗苍黄出幸，莫知所诣。……见素与国忠、御史大夫魏方进遇上于延秋门，便扈从之成阳。（《旧唐书·韦见素列传》）

在《旧唐书》的记载中，《韦见素列传》与《玄宗本纪》的叙述略有差别：玄宗队伍黎明悄悄离京，队伍并没有具体的逃离方向。但皇帝队伍刚出城门却遇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这三个杨党核心人物，皇帝是遇见三人后才决定向西的。

但玄宗不可能是没有方向的，因为离京前，玄宗就让皇子李璬遥领剑南节度使，并下令安排蜀道沿路关隘为迎接李璬入蜀做准备—实则是为自己入蜀做准备。很可能玄宗从一开始逃离就没打算让杨国忠入队，知道安禄山不会放过他。杨国忠自己扑了个正着，加入队伍，却没想到跟着玄宗队伍也是他的死路。

“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在长安时，杨国忠就已经开始向皇帝推责。陈玄礼也不为人知地试图暗杀他。随驾逃离后，他又瞒着皇帝下令烧便桥、左藏，皇帝也派人阻止。玄宗与杨国忠的临危博弈其实已经是进行时了，此时二人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可言了。《陈玄礼列传》的叙述视角，应是陈玄礼或其家族事后所提供的。陈玄礼在京城实施的是暗杀，杨党当时大概率并不知晓。《韦见素列传》的叙述视角，应是韦见素或其家族所提供的。结合这几点，可以大致猜测，如果陈玄礼的确一直在落实玄宗的诛杨意志，即使暗杀杨国忠成功，也不会被公开为皇帝的指示—至少在叛军形势转衰、玄宗离开蜀中回京之前不会。

杨国忠任宰相，独揽朝纲。玄宗仅一千余人的逃亡队伍里，杨国忠儿子为户部要员，亲戚为御史大夫，韦见素是杨党……随行仅有的重臣多是杨党。杨国忠起家自蜀郡，兼剑南节度使，此前两任剑南节度使都是他的亲信，可以说蜀郡兵权在杨党手中经营足有二十年。本应继任节度使的崔圆，在留后的位置上多年，迟迟不能转正，只因不是杨的人。可以说，此时的蜀郡已经是杨国忠经营多年的老巢，关系盘根错节。潼关陷落，杨国忠就极力鼓动皇帝入蜀偏安，甚至杨贵妃都用自杀来要挟玄宗放弃亲征东讨战略。潼关未丢，玄宗还有自信平叛，没有为难杨玉环的意思。但潼关失守，唐玄宗的自信程度和决策路线也就截然不同了。他后期虽然厌政，但几十年的政治家，这点利害应该还是掂量得清的。有杨国忠跟着，恐怕玄宗在蜀郡还有被挟以令诸侯的巨大隐患。

假如马嵬驿事件真的是唐玄宗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赐死杨国忠呢？起码现在身边的卫队和将领，还是玄宗身边最牢靠的人；而且杨国忠根本不得这支队伍的人心。这是因为：蜀郡遍布杨国忠党羽，尤其是蜀郡军政被杨党把持多年，所以只要杨国忠本人一死，蜀地杨党就失去了纽带。可如果本受宠幸的蜀地杨党之首杨国忠之死，是皇帝亲手所为，就会刺激到蜀地杨党对玄宗的戒心，不利于玄宗入蜀后的稳定与安全。玄宗需要借刀杀人，以示自己对杨国忠并未失去信任。

杨国忠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吗？令诸侯，在安禄山强势夺下两京的节骨眼上，恐怕是难了；但挟天子，仍殷鉴不远。唐朝之所以能代隋，正是因为隋炀帝落跑江都，身边的将领以宇文化及马首是瞻，最后在江都逼杀了隋炀帝。这正是前朝与本朝交替之因。此时玄宗面临的处境与隋炀帝极其相似，比照历史案例之下不会没有顾虑。实际上，安史之乱是唐朝的分水岭。中央维系地方治理体系的通路渠道被大大破坏，唐廷集权能力严重受损，各地开始出现大量军阀。玄宗杀封常清、高仙芝，未必不是怕这些边疆大镇之节度使在关键时刻向安禄山妥协，然后为瓜分、坐定自己的地盘而出卖皇族。类似案例并不少，比如董卓之乱引发东汉军阀化，以及唐昭宗引虎拒狼，终被军阀完全控制。安禄山叛乱呈燎原之势，如果多方军阀同时掀桌子，晚唐和唐昭宗的悲剧提前百余年上演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毕竟，封常清与高仙芝是一方军阀，而非像郭子仪、李光弼那样仅是皇族拔擢的中层将领出身。临阵连杀大将，玄宗究竟如何思考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杀封、高二人，确实是有失大局，影响恶劣。那么，此前一直控制甚至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无疑也是需要提防的人。只要唐玄宗想想这盛世急转而衰的时局命运与隋朝何其相似，想想这两京皆失的局面与隋朝何其相似，想想身为皇帝、率禁军出逃偏安的情节与隋朝何其相似，想想皇帝身边跟了一个大奸似忠且与逃亡目的地将领交往过密的宰相与隋朝何其相似，再想想隋炀帝被平日恭顺的宇文化及逼死的结局……恐怕只要能想到这里，就有了杀杨国忠的第一个理由，也是最大的理由：防止杨国忠以剑南势力挟持天子。关系到性命，理由就很充分了。

杨国忠在蜀中的势力之大，也不是我杜撰的，连当时禁军将士都能看出来。潼关陷落前，杨国忠也在明面上加紧布局汉中到成都的人事。

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资治通鉴·唐纪》）

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以图自全之计。（《旧唐书·杨国忠列传》）

杨国忠被杀时，带走的重要官员就是杨党另两个核心。但除了杨家亲属被株连，陈玄礼却受玄宗命令，亲自保护了同为杨党的副相韦见素—这也说明，此事件并非为了诛除杨党，而是针对杨国忠本人，以及靠裙带关系遍布朝堂的杨氏亲族。事实上在这种军事危机的节骨眼上，玄宗不可能在蜀中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肃清。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皇帝多年不管政事，才有杨国忠结党。杨国忠一死，杨党便反而只能暂时围绕玄宗本人，更有利于玄宗控制此时的危险局面。

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肢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宰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挝，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资治通鉴·唐纪》）

玄宗派人保护韦见素父子，却没能保下魏方进。但魏方进之死，明确记载为他呵责杀杨国忠的士兵时才被杀。马嵬驿之变后，有人建议往晋中。可这里仍紧邻安禄山势力，双方拉锯战非常激烈，“往晋中”显然是下策，没有被采纳。有人建议往西北，也就是太子之后所选朔方镇，这是有退有进的抗敌上策。可是老皇帝还是坚持选择最为保守、颇显退却之势的蜀中。因为蜀中腹地广阔，外缘封闭，易守难攻，易进难出，虽不利于与中原争锋，但偏安一隅的话，起码保几年性命，显然是最佳选择。这时替老皇帝说话的，恰恰是最利于安抚蜀地杨党的韦见素。救他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魏方进能像韦见素一样识相点，不站在杨国忠本人的一边，学韦见素赶紧走开，不刺激士兵，或许也能保下性命。毕竟他虽然与杨国忠有亲戚关系，但位阶不高。

这样看来，这不像是临时爆发的哗变，其诛杀目标和范围是较为明确的：杨国忠及杨氏亲族。

诛杨的第二个动机

陈玄礼是对唐玄宗说完请杀杨国忠才动手的。杀杨国忠，玄宗知情并决策的可能性很大。但没有记载玄宗如何对答与决定。至于杨贵妃被逼自尽，是不是玄宗原意只想杀相，没想杀妃，但士兵们临时激愤和畏惧秋后算账而架住下不来台的玄宗？或是玄宗实在无颜让这个其实有深厚感情的“解语花”知道此事是自己所为，和陈玄礼演了一出双簧苦情戏？再或者，是玄宗对陈玄礼、高力士临时反悔，装傻想独留贵妃？毕竟，杀了枕边人的全家，还如何能维系往日那般如胶似漆的感情……恐怕杀她也是在预谋之中。

杨氏一族本就是安禄山发难的口号，杨家兄妹的官怨民愤一直都在。安禄山撒下了一个足以混淆视听、蒙骗世人的弥天大谎：唐廷早已被杨国忠所控制，温柔乡里的老皇帝已经被外戚所架空。即使安禄山在攻下洛阳时已经建燕称帝，但大唐皇帝是否还有人身自由，是否真的为杨氏外戚所控，恐怕天下舆论都仍存疑。天下对这种疑虑的加深，与玄宗在关键节骨眼上杀封常清、高仙芝的昏着儿也有关……安禄山阻断唐廷中央与河北、关东地区的联系，关东人民怎能不去想，安禄山所打旗号或许并非捕风捉影？关东官兵的苦苦坚守岂能不发生动摇？

可能在潼关陷落前，玄宗确实有回护杨玉环本人之意。所以京师暗杀，也许兼有皇帝不愿让贵妃知道他才是杀杨主凶的因素。但在马嵬驿时，形势与潼关陷落前已经截然不同。

“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陈玄礼其实也讲明了这第二大理由：拔除安禄山“清君侧”的口实，以正天下视听。

与汉景帝诛晁错的逻辑相同，诛除杨氏一族，其实是拔掉叛军“清君侧”的口实，以消除叛军举兵的合理性，削弱叛军军心，向天下昭示唐廷与皇帝并非安禄山所捏造那般早已失控，以夺回舆论人心、揭露安禄山个人利益意图的必要之举。这才是政治。但在这段历史记载中，此种政治意图完全被文学性粉饰了。陈玄礼很明显是玄宗的人，主流却更相信是肃宗干的。从之前唐廷为潼关战略之争临阵杀大将，到贵妃含石阻唐玄宗亲征，再到杨国忠在逃亡路上与玄宗的策略冲突，说明玄宗和杨国忠已经越来越处于一种互相不能信任的危局博弈中。事实上，安禄山反叛已呈卷席之势，当时唐廷无力平叛。京师即将沦陷，唐朝已经是大厦将倾。而安禄山的直接发难理由就是杨国忠本人。此时，杨国忠也明白，自己随时可能是双方刀俎下的鱼肉。杨国忠此前敢与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对抗，身后也是有一方军区支持的，就是剑南蜀军。争取掌握兵权，是此前兼任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能够自主自保的最好方式；蜀中遍布杨党，又给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这与唐玄宗的利益已然是一种矛盾状态。他应该提防玄宗，至少也得提防玄宗身边的军人。或许他也被看似糊涂的老皇帝给麻痹了。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以“清君侧”为发难理由的叛乱：

第一，汉景帝七国之乱，“诛晁错，清君侧”。汉景帝痛杀帝师，七国联军声势转衰。

第二，唐玄宗安史之乱，“讨杨国忠”，马嵬驿诛杀杨国忠，安禄山的声势转衰。

第三，建文帝靖难之役，“讨齐黄，清君侧”。建文帝始终力保齐、黄二人，对峙三年最终让燕王得胜，建文帝不知所终。

从历史经验来看，拔除“清君侧”叛乱口实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杀掉“清君侧”对象的叛乱，是皇帝赢了；没杀掉清君侧对象的叛乱，是皇帝输了。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资治通鉴·唐纪》）

王思礼也曾谏言哥舒翰，让他向皇帝请杀杨国忠。可以看出这个拔除“清君侧”口实的诛杨动机，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他们很容易想到。可是唐玄宗在潼关陷落之前，始终回护杨玉环，故力保杨家，仅仅对杨国忠个人有暗杀举动。所以连哥舒翰都不敢公开提这个明显正确却会触碰玄宗矛盾心理的、并不难想到的政治方案。陈玄礼在长安就曾对杨国忠动手，不至于会比王思礼向玄宗进言还晚。陈玄礼平日是玄宗身边的老人，这类内廷能关起门说话的亲信智囊还有高力士。他们这些跟了玄宗四十几年的铁杆老伙计，不至于没有私下暗示过玄宗，玄宗不大可能听不到。安禄山讨杨的谎言明明白白，诛杀杨国忠就会戳破谎言—玄宗自己也不大可能想不到。只是潼关陷落前，玄宗认为唐廷在军事实力上可以平叛。但玄宗出逃后，平叛信心已然崩溃，心态已变。他自己重新想到这一点，而且做出决策，也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