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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 明君的末路 于朝阳（第3页）

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

…………

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资治通鉴·唐纪》）

说到皇帝的心态，在潼关陷落前，玄宗是不想认错的，是焦躁、维护脸面的。叛乱刚起，安禄山都已经反了，他依然认为是杨国忠在造谣。玄宗始终是顶住朝堂的压力，几乎以自己的人格在保安禄山。安禄山本来也是想等七十岁的玄宗死后再动手，还念一点老皇帝的知遇之情。可杨国忠极力挑拨，狂揭安禄山老底，刺激得安禄山不得不提前动手……所以，安禄山反叛，对玄宗的情感、自尊心是极大的打击：待人推心置腹，却被人恩将仇报，堂堂资深盛世明主，被一手栽培出来的后辈戏耍于股掌之中……现实面前，连杨国忠也能对皇帝说风凉话了。怨愤难平，急于讨回脸面，当是玄宗焦躁失策的情绪因素。所以他杀封常清、高仙芝，逼哥舒翰，本质是自己不谙兵道，为催促平叛、尽快挽回脸面，外行瞎指挥内行。但是自打逃离长安之后，情势已经发展至此，不由得他不反省。于是，他在开始逃亡之后，反复反省并承认错误，说自己老了，糊涂了，失察了……这个心态的前后变化是极明显的，所以我不认同脸谱化地解读玄宗，认为他前边糊涂就始终糊涂。因为事态发展、心态发展，都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此前他不愿意考虑的方案，这个时候很可能就心下暗自接受了。

知会太子的动机

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资治通鉴·唐纪》）

陈玄礼在行事前，其实无须得到太子的同意。他也不是第一次要杀杨了。他与太子也本无交集，太子最终也并未答应，更未助力于他，他仍然独立行事成功。知会太子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太子与杨国忠不和，他也不必有得罪太子的顾虑。身为玄宗亲信、以性命相托的武将，他此时与太子接触，更是触碰皇帝逆鳞的行为。要知道，玄宗的多疑性格和对太子的提防，是举朝皆知的。之前储位之争，玄宗杀子可是没有一点仁慈和犯迷糊的表现。但陈玄礼仍旧与太子作不痛不痒的商讨与知会—或许是故意将此事往太子身上引，让人更多地往太子身上猜。让太子立于危地，以防太子周围聚党，是玄宗一贯的手段。如果确是玄宗故意为之，在陈玄礼背后这么明显的主仆关系下，他得尽可能用兵变撇清自己，混淆视听。后来玄宗也并未对陈玄礼的多此一举表示反感和秋后算账，反而与陈玄礼始终互相保持高度信任的关系—因而他很可能是提前知情的。而肃宗显然也没有去重用陈玄礼这个六十五岁以上、属于玄宗辈的老将军。玄宗回长安后，陈玄礼仍在兴庆宫追随玄宗。肃宗、玄宗与陈玄礼，都不像有太子与将军同谋后该有的事后表现。

毕竟，这时太子仍在入蜀队伍里，皇帝无法预知太子第二天会离队—那么太子入蜀后，蜀地杨党围绕皇帝而提防太子，是玄宗既有政治制衡状态的延续，显然对玄宗更有利。

很可能，杨党还在，玄宗是要把这件事往太子身上引。可后来杨党已经失势、瓦解，杨国忠的历史罪责已经明确，继位的太子反而希望历史的记录往自己身上引。所以，几方一起促成了这个奇怪的“合谋”。

诛除杨氏这个活儿，即使不是太子所为，后来的唐肃宗也不会介意揽到自己身上。虽有忤逆之嫌，却有除恶之功。起码在马嵬驿与玄宗分道扬镳之前，权力并不在太子那里。但这个事件如果归于太子，在后来舆论上对太子是有利的，能够塑造太子临危决断、挽扶危局、威严果敢的形象。毕竟安禄山就是打着诛杨国忠的党争旗号，天下对杨国忠的祸国地位当时是定论了。所以肃宗既不承认也不点破，不清不楚，无所谓认与不认，却使大家仅根据书面上的三言两语而认为他的作用很重要。

高力士作为玄宗最信任的人，直言杀妃；甚至很快补上杨国忠宰相之位的韦见素，其子韦鄂也直言相谏杀妃。他们是否提前就知晓玄宗本来的意思，玄宗是否临时犹豫，想争取独留贵妃，刻意试探群臣与侍卫的底线—都未可知。但对杨玉环的死，玄宗后期有懊悔和伤悲，却无任何怨言和追责。总之，贵妃是被他杀了。

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资治通鉴·唐纪》）

唐玄宗反复临阵杀将，是遂了杨玉环的心意。在潼关被破前，玄宗虽然屡出昏着儿，显得急躁，但对平叛，对京师安全、自身安全是基本有信心的。事实上安禄山对潼关久攻难破，河北老巢又被郭子仪、李光弼打得愈发不稳。长此以往，叛军会腹背受敌，安禄山也是相当焦虑的。在潼关陷落前，唐朝的据守优势还很明显。玄宗在那时提出传位太子和御驾亲征，也是传递给太子的积极信号。玄宗在潼关陷落前，仍然是把杨玉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逼着一线大将搞政治站队，最终误了大事。

这些只是一种基于史料框架，解构人物心理动机后的猜测。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比太子策划此事小多少。因为观察玄宗，绝对不能忽略他是一个政治家。玄宗选择了退却，但他还不至于要让整个大唐都跟着他退却。马嵬驿兵变的本质，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兵变，而是玄宗利用近臣制造兵谏假象，进行的一次皇帝本人策划的有针对性、有目标人员范围且可控的灭杀行动。当然，士兵可能是有情绪的。我与主流看法所异之处，仅在于这种情绪为谁所利用。主流认为是太子，或单纯是陈玄礼，我认为背后真正的人是玄宗。

诛杨的第三个动机

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兵留潼关，凡十日，乃遗孙孝哲将兵入长安。（《资治通鉴·唐纪》）

初九潼关陷落。十二日黄昏，玄宗厚赐随驾禁军钱财和布匹，十三日黎明从长安出发，十四日历四十余千米到达马嵬驿，驻留到十五日出发，十七日历一百千米到达扶风郡，十八日历一百五十千米到达陈仓，二十日历一百八十千米转为南向到达散关，进入蜀道。安禄山兵马进入长安，则是玄宗出逃十天之后的事情。这个时间差很关键。

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上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士，使扑灭乃来。……甲子，上至普安，宪部侍郎房琯来谒见。上之发长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阳，谓高力士曰：“朝臣谁当来，谁不来？”……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资治通鉴·唐纪》）

根据这些记录，早在玄宗出逃前，京城里有钱有实力的，就已经开始纷纷出逃。玄宗出逃后，“王公、士民”等有能力逃跑的，也大多跑空。有“士庶”与官员紧随玄宗队伍其后而来。

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资治通鉴·唐纪》）

玄宗带走了宫中的贵妃一家，皇子、皇妃、皇孙，但来不及带走宫外的。宫外的，应该是宗室远亲居多。所以安禄山攻入长安后，屠杀的多是与皇帝血缘较远的不得势的王妃、驸马、郡主、县主，皇孙大概也是宗室旁支居多。真正被杀的公主，只有因被逼与获罪驸马离婚而与玄宗交恶的、同样年迈的玄宗亲妹：霍国长公主。

实际上，玄宗虽然是瞒着众人仓皇出逃的，但并非安禄山兵临城下才出逃。玄宗仅给扈从士兵留了从黄昏到黎明一个晚上的时间做安排整顿。玄宗时期的禁军，据推断多为京师侠少、长安大户子弟，多是常年混京城的游侠纨绔，并非两耳不闻营外事的一般兵源。玄宗厚赐之后，无法断定仅仅一个晚上的时间，这些财帛是否能够顺利流入扈从禁军家中。虽然禁军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但我认为既然赐的是帛物，应当能够通过一定的渠道送至多数扈从的家中。或许这也可理解为资助他们家人跟随逃亡的路费？

所以，从玄宗出逃到安禄山兵马进入长安的几天里，有能力安排全家出逃的，应该是已经跟着玄宗队伍逃走了。禁军家人中，也有没能力出逃的，最终只能成为殉葬品。所以，字字珠玑的史笔，也会强调一句“家留长安者”，即扈从禁军没能力出逃的家人，被安禄山杀绝，连婴儿都不放过。但这句强调之语，同时可以理解为，也有“家未留长安者”，否则不必多此一言。所以玄宗做了些许起码的安排—因为这关系到皇帝托付人身安全的禁军的忠诚，关系到自己的性命。本为躲避叛军逃命，如果不提防身边的禁军，反而被禁军累杀，岂不是事与愿违？

扈从士兵有无法放下的后顾之忧。很多坚信是马嵬驿哗变的人，讲到这种情绪，会强调士兵在马嵬驿吃不饱饭，所以才闹事。但这只是明面上的理由。当时的置顿史是魏方进，杀，也应该是先杀魏方进。但士兵却是围着杨国忠喊“没吃的了”；杨死后，魏方进在旁边斥责士兵，才被杀。实际上兴平离西安不远，队伍从长安到马嵬坡只刚走了一天多，仍然是京兆府辖区内。当地的官吏跑了，所以才暂时没有足够的食物。等后几日行进到扶风一带的郡县时，军队的补给基本就解决了。一天的时间，士兵饿肚子的积怨，还不至于到兵变的程度。扈从有杀杨的情绪，恐怕还是和他断军属后路有直接关系。

杀杨国忠，确实能够泄愤，因为杨国忠试图烧左藏库与便桥的做法，不仅是阻挠叛军，也是断禁军家人的逃亡路线、断玄宗的后路。因为这不是兵临城下的出逃，这次出逃给后来者留有能够跟随的一定的时间差。杨国忠不仅不忌惮玄宗，更想不到自己所为会引起士兵的愤怒。玄宗这时主动派高力士等人，屡次及时制止了杨国忠的断路做法，他岂会不明白禁军的心思和情绪？所以说，禁军杀杨国忠，玄宗蒙在鼓里—在我看来可能性不大。从这里来看，仅任宰相不过两三年的杨国忠，政治嗅觉与危机敏感度是远不如玄宗的。这种低劣的战略头脑与政治嗅觉，如果真的让他到了蜀中，像宇文化及那样做出挟君甚至弑君的蠢事，也不是不可能。

从这几处记录来看，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大部分禁军的家人是有能力和足够的时间逃走的。否则那支数百人的禁军，就不会仅仅是闹一些情绪、发一些牢骚，更不会是玄宗杀个权臣、流点眼泪、说些感人的话、分点财帛贡品，就可以轻易安抚的了。所以，禁军一直有情绪—而且情绪一直从十三日延续到十七日。玄宗在扶风提出给兵士们分蜀中进贡来的春彩，让他们按自己意愿决定去留，并表示愧疚与感激时，这种情绪才被彻底化解。

因此，本人认为：马嵬驿事件中谁利用这股情绪发动了事变，史家各有看法，但不可否定这种情绪的存在。天理人情，任谁和自己即将陷入危险的家人失去联系，都不会无动于衷、没有担忧和情绪。唐玄宗最后化解这种情绪，恰恰是因为他有感性和富有同理心的一面—否则，作秀都作不到点上。安禄山在形势大好、风头最劲时内乱外颓，根本保存不住胜利果实—不得不说，暴戾昏聩之主，与老来屡屡糊涂却尚留有待众之明达的唐玄宗对比，是差得很远的……差的，或许不是智商，而是情商。杨国忠亦如是。

杨国忠麻木作死而不自知，断禁军家属后路，激起兵将群体情绪，也给处于险地的玄宗制造了管理难题—这是杀他的第三个理由。有这三个理由叠加，玄宗还不杀他，那真如同自杀了。

有些人认为马嵬驿兵变仅仅是陈玄礼暗地里为不知情的玄宗解忧—这严重低估了玄宗对禁军动向的敏感度。

唐朝在开国的一二代交替时，就发生过因控制禁军而成功的玄武门政变，开了一个容易引起子孙效法的坏头。所以唐代宫廷政变尤其多，尤其是起于禁军的兵变。

李隆基本人的成长岁月中，便目睹了通过控制禁军而发动并成功的神龙政变，和发动但失败的景隆政变。唐玄宗本人后来诛除韦后时，通过勾连禁军，策划、发动了唐隆政变；诛除太平公主和向睿宗夺权时，又抢夺禁军指挥权，策划、发动了先天政变……玄宗杀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时，也是认定他们意图发动禁宫政变。他对勾结禁卫的行为毫不手软……

正是因为玄宗对禁军的形势与动向极为敏感，所以他多次利用禁军，跳跃式地获取了巨大声望和权力。由于玄宗深知禁军的关键性，他在开元时期推动了北衙禁军的募兵化、内廷化、私属化。人家玄宗是“禁军专家”啊，绝对能明察秋毫，有人却认为玄宗不知道禁军要闹情绪？

面临全局战争，玄宗的军事能力或许是不足的。但玄宗管了一辈子禁军，控制禁军发动兵变可以说是玄宗发家的老本行，高度依赖数百禁卫逃亡时，他对禁军形势岂会那么不敏感？这是玄宗最傲人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经验之一。陈玄礼策划这件事，玄宗无所察觉，甚至毫不知情的可能性并不大。认为玄宗对政变和禁军情绪无所察觉、没有应对举措，把玄宗理解成一个完全被动的糊涂小老头，无异于说迈克·乔丹由于年龄太大，很久没有打过比赛，所以会像一个生瓜蛋子一样在限制区傻站三秒，像个没摸过篮球的孩子一样犯规……当时士兵有情绪是肯定的，我们看区区数百字史料都能感受到的情势，玄宗面临性命攸关的形势，亲历亲见，岂会浑浑噩噩而只知整日赶路，而没有思考应对？

李亨做太子时，常年受到玄宗恐慑。鉴于前太子李瑛触碰禁宫兵事的教训，仍在玄宗控制中时，李亨最不敢碰的也是禁军这一块。因此“太子不决”也就可以理解了。所以史书所记载的事件经过，大致不会有问题，本文也没有质疑。但对史料中人物所刻意展现的言辞立场，我怀疑是一整场有预谋的表演；顺着其思路解读，有多处违背情理，颠覆人物既往性格表现及现实成就，显得过于表象化。

放走太子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