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观察若能相对客观,有助於打破西方主流媒体对我国的妖魔化宣传,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面貌。
风险在於,他毕竟是资產阶级媒体出身,立场不可能完全一致,提问可能涉及敏感领域。
建议若您同意接见,需明確边界,做好充分准备。”
诺依曼一板一眼地匯报。
韦格纳站起身,踱到窗前,望著楼下林荫道上井然有序的车流和行人。
阳光给柏林的一切镀上了金色的轮廓,充满生机与希望。
他想起了自己推动的这一切: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科技规划、社会福利、教育改革、文化塑造……还有那正在进行的、与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不懈斗爭。
这一切,需要被理解,更需要被准確地传达给世界。
尤其是当下,法国革命成功,波罗的海风云激盪,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深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爭”与“道路示范”空前激烈。
一个像斯诺这样的记者,他的笔,可能比一个师的力量还重要。
他不是官方的传声筒,他的独立记者身份和已有的声誉,使其报导更具可信度。
更重要的是,韦格纳从“歷史”知道,斯诺具备一种难得的品质:
他能深入基层,看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变化,並用朴实的语言打动人心。
这正是向世界展示“德国道路”不是冰冷教条,而是鲜活生活的最好桥樑。
“见,为什么不见?”韦格纳转过身,语气果断而坚定,
“人家漂洋过海,穿过战火,诚心诚意来了解我们,我们没理由把客人拒之门外。
教员……呃,我是说,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敢於让外界来看,来问。
遮遮掩掩,反而显得心里有鬼。”
韦格纳走回办公桌后,坐下,拿起那份申请又扫了一眼。
“斯诺同志……他看到了法国革命的暴风骤雨,现在来德国看雨后建设。
这很好嘛!
正好让他比较比较,看看不同的土壤上,革命结出的果实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走的路,取得的成绩,面临的困难,都可以坦诚地谈。
真理不怕辩论,事实胜於雄辩。”
诺依曼迅速记录著要点:
“那么,主席,您的意思是批准这次专访?时间上……”
“批了。”韦格纳一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