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里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记得有天父亲下班回来,手指头包著脏兮兮的绷带——那是一台老式冲床压的,三根手指当场就没保住。
厂里的资本家给了五十马克的慰问金,然后让他回家养伤去了。
养了三个月,伤好了,回去报到,工头说“你年纪大了,手又不灵便,厂里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了。”弗里尔到现在也忘不了这句话。
他父亲那年才四十七岁。
四十七岁被赶出厂,没有养老金,没有工伤赔偿,什么都没有。
那台吃了他三根手指的冲床还在车间里轰隆轰隆地转,一直转到弗里尔进厂的那一年才淘汰。
“弗里尔,想什么呢?”
库尔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没什么。”弗里尔睁开眼,“就是突然想起我父亲了。”
库尔特也识趣的没有再问。
车窗外田野越来越开阔,偶尔可以看见成群的拖拉机停在田边——红色的团结牌,车头掛著工农的標誌。
库尔特放慢车速,看了一眼那几台拖拉机。
“听说明年要出新的型號,能翻地、播种、施肥一次完成。”
“是吗?”弗里尔顺著他的目光望去,
“那得多少钱?”
“厂里不是说过了吗?合作社买的话有补贴,好像是补百分之四十,农场集体购买另有优惠。”
库尔特踩下油门,驶过一个路口,
“我家隔壁那个农民同志,去年买了台旧型的,高兴的不得了。
他以前种地靠牛,一头牛耕一天,累死累活也就耕那么两亩。
现在拖拉机开上去,烟一冒,地就翻完了。”
车子拐进一条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橡树,枝叶在头顶交织成一条绿色的隧道。
道路的尽头,蓝色的海平线徐徐铺展开来。
疗养院是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外墙刷著淡黄色的涂料。
弗里尔推门进去,前台值班的女同志抬起头,露出大衣下鲜红的领章。
“同志,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弗里尔·贝克尔。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
女同志翻著登记簿,手指滑过一行行名字。
“找到了。您和您的家人住三楼307房间,这是钥匙。
晚餐是六点到七点半,在一楼食堂。
明天早上九点在大厅集合,有集体活动安排。”
“什么活动?”
“红色教育参观,去附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
下午是自由活动,可以去海滩。
后天上午是体育比赛——”护士念著日程表,
“拔河、沙滩排球、游泳。您要是感兴趣可以报名。”
“拔河就算了,我这腰不太好。沙滩排球?还行。”
女同志笑了笑,把钥匙递给他。
弗里尔走上三楼,推开307的门。
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打在白色的床单上,远处大海的浪声,正一阵一阵地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