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中旬,滦县。
滦河封冻了。河面上的冰层厚得能跑马车,白茫茫的一片,从北边的燕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南边的渤海湾。阳光照在冰面上,反着刺眼的白光,看得久了眼睛会疼。
张学良站在滦河北岸的一片高地上,举着望远镜看向南岸。望远镜的视野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村庄、树林、农田、道路——都覆着厚厚的雪,安静得不正常。没有行人,没有车辆,没有炊烟。连狗叫都听不到。仿佛那片土地上所有的活物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少帅,风太大了,您该回去了。”谭海站在他身后,裹着厚厚的军大衣,但脸还是被冻得通红。
“再待一会儿。”
张学良没有放下望远镜。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整个正面——从西边的榛子镇到东边的昌黎,近五十公里的战线,十几万部队一字排开。这是一条人肉筑成的堤坝。堤坝的南边是日本人,堤坝的北边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如果这道堤坝垮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全都保不住。
于学忠的部队在西段布防,从丰润到唐山;王以哲的第七旅在中段,从滦县到昌黎;何柱国的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后部署在东段,从昌黎到秦皇岛。三支部队,十几万人,把所有能用的武器都搬了出来,所有能挖的战壕都挖了,所有能炸的桥都炸了——只等日本人来。
但他们的子弹不够,炮不够,人也永远不够。
“于学忠来电。”杨宇霆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昌黎以南,距我军前沿阵地不足二十公里。他问——打不打。”
张学良放下望远镜,转过身来。
打不打?这是一个不需要问的问题。山海关丢了,东北丢了,如果再不打,华北也丢了。退到哪里是尽头?难道要退到长江以南才肯回头?
“打。”他只说了一个字。杨宇霆看着他:“打到什么程度?”
“打到他们退。”
“如果他们不退呢?”
张学良沉默了片刻,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几乎被风声吞没。“那我们就死在这条河边。滦河就是我们的江桥,滦河就是我们的哈尔滨。打光了,算完。打不光,就继续打。”
杨宇霆没有再问,转身去发报。
1月28日,日军第八师团主力推进到滦河南岸。师团长西义一中将在望远镜里看着北岸的东北军阵地,说了句日语。旁边的翻译官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但后来没有写进任何报告里——因为这句话太难听了。大意是:“□□军,不堪一击。”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很离谱。
1月30日,日军开始渡河。
不是因为河面封冻可以直接走过去,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精锐师团——而对面那支溃败之师根本不值一提。坦克开上冰面,履带碾得冰块咯吱作响;步兵跟在后面猫着腰往前冲;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扔下炸弹把北岸的阵地炸成一片火海。
但东北军没有跑。
不是因为不怕死,是因为不能再跑了。从沈阳跑到锦州,从锦州跑到山海关,从山海关跑到滦河。跑了一千多公里,跑了几个月,跑得□□都磨破了,鞋底都磨穿了,跑得没脸见爹娘。再跑,就只能跳到海里去了。
所以,不跑了。
王以哲的第七旅守在滦县正面,这里是日军的重点进攻方向。坦克直接从冰面上碾过来,步兵跟在后面嚎叫着冲锋,像一群灰色的潮水涌向北岸。
“放!”
机枪开火了。几百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子弹像暴雨一样倾泻在冰面上。坦克的装甲太厚,子弹打不透,只溅起一串火星;但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就不行了。第一排倒下去,第二排接着倒,第三排还在冲。冰面上很快就躺满了尸体,鲜血把白色的冰面染成了暗红色,又很快在零下的气温中冻结,变成一片片黑红色的冰疙瘩。
但日军太多了。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踩着尸体继续往前冲。坦克越来越近机枪手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坦克碾压冰面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得像雷鸣一样震得人耳膜发疼。
“轰!”
一发炮弹在坦克旁边爆炸了。不是东北军的炮弹——他们的迫击炮打坦克根本打不穿;是日军自己的炮弹,打偏了,落在自己人头上。但这发打偏的炮弹提醒了机枪手们。
“打坦克的瞭望孔!打履带!打后面的步兵!别打正面装甲,打不穿!”班长扯着嗓子吼,声音在爆炸声中断断续续像隔着一堵墙在喊。
机枪手们调整了射击方向。子弹不再打坦克的正面装甲,而是打坦克后面的步兵。坦克失去了步兵的掩护,速度慢了下来。几个抱着集束手榴弹的士兵从战壕里冲出去冲到坦克跟前拉火把手榴弹塞进履带下面然后往回跑。
轰!轰!轰!
几辆坦克的履带被炸断了,歪在冰面上动弹不得。后面的坦克被堵住了去路,日军步兵的冲锋势头也被遏制住了。
日军的第一波进攻被打退了。但第二波、第三波还在后面。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东北军打退了日军五次大规模进攻,击毁坦克十一辆,毙伤日军上千人。但东北军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三千多人伤亡,弹药消耗过半,有几支部队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只能用刺刀和日军肉搏。
滦县正面战况最激烈。王以哲的指挥所设在滦河北岸一个废弃的砖窑里,四壁透风冷得像冰窖。他站在窗前举着望远镜,视野里全是硝烟和火光。
“旅座,三营来电,弹药告急!”
“告诉他们,省着点打。”
“旅座,一营来电,阵地被日军突破,正在组织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