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1日,山海关。
新年的第一天,没有鞭炮,没有饺子,没有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嬉闹的笑声。有的只是风。从渤海湾吹来的风,裹着盐粒和沙子,打在脸上像刀子割。城墙上的青砖被风蚀了六百年,砖缝里长出来的枯草在风中瑟瑟发抖,像一排排跪着的囚徒。
何柱国站在城墙上,举着望远镜,看着南边。
望远镜里,日军的阵列黑压压的一片,从林西一直延伸到绥中,一眼望不到头。坦克、装甲车、野战炮、山炮、步兵、骑兵、辎重兵——两万多人,摆在他的面前。
两万多。
而他手里,只有一万二千人。
一万二千对两万,装备不如,训练不如,火力不如,连空军都没有——日军的飞机可以从锦州机场起飞,十分钟就能飞到山海关上空,想炸哪里炸哪里。而他,连一架能作战的飞机都没有。
何柱国放下望远镜。他的手很稳,稳得像一块石头。但他的心不稳。
他在想一件事——如果这一仗打败了,山海关丢了,东北军就真的完了。丢了东北还可以说是“战略转移”,丢了山海关,就是丢了华北的大门。日本人进了这道门,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些杂念从脑子里赶出去。
不能想。不能想输的事。打仗的人,只想怎么赢。
“何司令,”参谋长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少帅来电。”
何柱国接过电报,展开,看到张学良熟悉的字迹:
“山海关之得失,关系华北全局。望将军率部死守,牵制日军主力,为关内部队布防争取时间。我已令王以哲、于学忠部向滦河一线集结,随时准备增援。拜托了。”
死守。
争取时间。
随时增援。
何柱国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城墙上下的官兵们。
“弟兄们!”他的声音不大,但城墙上的风也吹不散,“少帅来电,要我们死守山海关。死守是什么意思?不是守到援军来,不是守到敌人退,是守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人死了,山海关才算丢。”
他环顾四周。城墙上的士兵们看着他,目光里有恐惧,有紧张,有跃跃欲试,也有一死了之的决绝。
“我不要求你们每个人都死在这里。仗打到最后,能走的尽量走,活着出去,替死去的弟兄们报仇。但只要我还站在这里,只要山海关的城墙上还飘着我们的旗——”
他顿了一下。
“你们的枪口,就不许朝北。”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欢呼,没有掌声。
只有风。
和拉枪栓的声音。
“咔嚓——咔嚓——咔嚓——”
几千条枪同时拉动枪栓,金属撞击声汇成一片,像一首无声的、充满杀气的战歌。
1月3日,凌晨四点。
日军开始炮击。
两百多门大炮同时开火,炮弹像不要钱一样倾泻在山海关城墙上。六百年的青砖被炸得粉碎,城楼被击中燃起大火,火光冲天,把半边天都烧红了。城墙上的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人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炸飞了,有的人被埋在坍塌的城墙下,只露出一只手、一只脚、半截枪托。
何柱国从废墟里爬出来,耳朵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到。灰尘糊住了眼睛,他用袖子使劲擦了一把,模模糊糊看到城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日军的第一轮炮击就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几丈宽的口子。
“堵住缺口!”他扯着嗓子喊,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一队士兵冲上去,扛着沙袋、木板、甚至门板,拼了命地往缺口处堆。日军的炮火追着他们打,一发炮弹落在人群中,炸飞了七八个人。活着的人没有停下来,继续扛、继续堆、继续用命去填那个缺口。
坦克的轰鸣声从缺口处传来。日军的先头部队开始冲锋了——坦克在前面开道,步兵跟在后面猫着腰往前冲。城墙上的机枪手拼命扫射,子弹打在坦克的装甲上只溅起一串火星,坦克根本不停。
一个年轻的士兵抱着集束手榴弹从城墙上跳了下去。他落在坦克前面,拉火,把手榴弹塞进坦克的履带下面——轰!坦克的履带被炸断了,坦克歪在缺口处动弹不得。但那个士兵再也没有爬起来。
城墙上的士兵们红着眼,端着刺刀从缺口处冲了出去。他们和日军的步兵混战在一起,刺刀对刺刀,枪托对枪托,拳头对拳头,牙齿对牙齿。有人被刺刀捅穿了肚子,肠子流出来,他把肠子塞回去继续打,直到被第二刀捅穿。有人被三四个日本兵围住,他拉响了腰间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一个连长被子弹打穿了腿,单腿跪在地上,还在举着枪朝敌人射击,直到第三发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