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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断鸿声里长天暮（第2页）

我这个人不喜欢特意拔高谁，但我真心敬佩这些前辈，在核武器研究院，在核物理研究所，这些中国最一流科学家齐心协力所产生和爆发出来的能量，超过了美国的曼哈顿工程中数以万计的科学家总和，这是实情，你若没看到这些人时刻昂扬的劲头，没看到这些人时刻迸发出来的卓越智慧，你无法想象我说的这一点。

我也不喜欢凭空贬低谁。我这个人实事求是，再说，历史最公正，闭着眼睛说瞎话，能骗得了几时，能骗得了几个人？很多人说，美国人是没帮我们，但苏联帮了，你们自己都说他们留下了资料啊！

这个没错，苏联的确帮了我们，而且，还不止是这些资料，还帮我们建造了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还有铀矿、浓缩铀工厂、核燃料棒工厂，还有青海金银滩221基地也是他们帮助选的址。这都是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苏联国防部大楼里，由我们的聂荣臻副总理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别尔乌辛签署之后的事。没有苏联专家的大力帮助，我们对原子弹的研制一定会延迟，而那些硬件的支持则意义更大。

事实上，那时我们真心欢迎苏联专家，“中苏同盟天下无敌”，这样的理念当时我们并不觉得有多么不靠谱，借鸡下蛋，借船出海，其实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和科技力量。整个研究院，那时遍地是“达瓦利是”（俄文“同志”），充斥耳膜的全都是“斯巴西吧”（俄文“谢谢”），假设九院当时处于闹市区，路人一定会觉得这里是苏联的一个海外研究基地。

很快，连外语天赋最差的人也说得上一口流利的大鼻子话了，但这时，苏联人却和我们断交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当时，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这简直就是历史和我们开的一个超级玩笑。俄文的重要性在《中苏新技术协定》签订后的初期，简直成为原子弹研制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可见，当时我们对前苏联专家寄予了多么厚重的期望。

历史老人圈下的这个浓重的拐点，让许鹿希的寂寞生涯不期而至。

留守的寂寞让许鹿希记住了许多特别的日子，这些时光印记则几乎全部同邓稼先息息相关。让人扬眉吐气的1964年10月16日，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燥热难耐的1958年8月18日，则是许鹿希与邓稼先天涯相隔的开始。而最最重要的时光驿站，不用多说，必然是月下老人神秘一笑的那个晴朗无比的艳阳天。

1946年的北大课堂上，邓稼先忽然看到讲台下那一张似曾相识的脸，他的心稍微地走了几秒钟的神，然后他恍然大悟：这不是许鹿希吗？

刚从昆明培文中学数学教师岗位调转到北大物理系助教岗位的邓稼先，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顺利地把第一节课讲完了，他深厚的理论基础使这节课讲得非常成功，并从此成为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合格教师。

邓稼先日后杰出的培训及领导才能，应该说从最初在昆明的两所中学——文正中学和培文中学讲数学课时，就已打下了深深的基础。

但最成功的，绝对不是这位新助教在学生中树立了良好的印象，历史将证明，这是邓稼先人生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

这节课，同时点燃了两个人的爱情之火。作为北大医学院大一新生的许鹿希，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是“这个小孩”在给自己当老师！

一个新老师，一个新学生，一对新人的两颗心同步萌动起来。

这是邓稼先和许鹿希两人最美的年龄、最美的韶光，从此两个相爱的人开始了一直持续了7年的此生最美好的回忆。18岁的许鹿希坐在课堂上，看到讲台上的邓稼先风度翩翩，满腹才华，她情不自禁想起了两人小时候的故事。许鹿希的父母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邓以蛰的家走一走，因为他们都是北大著名教授。许德珩的大名自不必说，邓以蛰、邓稼先父子，杨武之、杨振宁父子及梁启超、梁思成父子，则被誉为“清华三父子”，同样是声名显赫；他们两家都在北大教职工住宅区里住，离得不远，更主要的原因是，两人互相钦佩。邓以蛰对九三学社的这位创始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提到许公年轻时的事迹与风采就竖起大拇指，称他为“能够借此再浮一大白”的风流人物，而许德珩对邓以蛰的人品是真心称赞，且不说邓以蛰在北平沦陷后，宁肯在院子里种菜养鸡以糊口，也不出去为日伪政府做事，从他常提的一件事中就可看出其对这位未来亲家的由衷钦佩：“沦陷后，邓以蛰的同学张奚若逃出北平，把书和收藏都存在了邓家，回来后，一样都没少！”

对此事，老人家倒是有感而发，也因此更加体会到，一个人在乱世中固守本性的不易和闪光：同样是出逃北平，许德珩也是将书籍和收藏托付给一个学生。这是一个在北大求学时因家境贫寒常常受到自己资助的学生，毕业后留在北平工作并娶了一位高官的女儿为妻，但当抗战胜利许德珩从重庆回到北平后，却在东安市场的书店里发现有自己用法文签名的书在售！一问方知，那位同样姓许的学生，将他的殷殷托付全部换成了钱！师生从此断交，许德珩再不肯提那人的名字，怕污了自己的口。

许德珩正是从敬佩邓以蛰的才华和人品开始，逐渐走动成莫逆知交。

偶尔，父母也会带着年幼的许鹿希一同前往。在许鹿希的印象中，邓稼先并不像父亲总说的“很调皮，很捣蛋”的样子，有限的几次见面，她从来都觉得他非常有礼貌，甚至很拘谨。那时候，许鹿希觉得邓稼先很像个乖娃娃，一点野性都没有，一点也不像街上看到的其他男孩子，成天打打杀杀的。

当两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之后，她曾坐在课桌后面偷偷地想，是不是那时候起他就对她有好感，因此才装出来的不苟言笑？你看，他现在多么能讲啊！

许鹿希的笔记本上记得满满的，她舍不得落下一个邓稼先在上面说的字。如果哪里她没听懂，她会先画上个符号，等讲课停下了，然后马上举手，邓稼先会微笑着说道：“你好，许同学。请提问！”

离别，从谈恋爱时就成为二人之间的主旋律。在许鹿希的眼中，邓稼先一表人才，老实忠厚，才华横溢，更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此外，那时的邓稼先是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是北大学生运动的主要操盘手。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龄，他的演说遍布北大各个角落，她总能在某某重大集会上看到邓稼先忙碌而欢快的身影。

当然，这时的进步女青年许鹿希对邓稼先的了解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看到的这些。她不知道，邓稼先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少言寡语的“邓老憨”了，现在的邓稼先何止是讲课厉害、演讲厉害，他曾经的经历说出来将更让她惊艳：西南联大读书时，面对台下敌人的枪口，他的演说鼓舞了多少热血男儿的爱国之心！

对这一点，许鹿希深信不疑，因为她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也亲自去参加了北大广场集会，她亲眼目睹了邓稼先面对军警勇敢地跳上讲台的演说，那种大无畏的气概让许鹿希十分敬佩。

但随之，许鹿希对邓稼先就由爱慕升格到崇拜：她再一次惊奇地发现，邓稼先连演戏也是一流的！

内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政府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蒋介石搞一人独裁，一党专制，排除异己，迫害进步力量，制造白色恐怖，搞得人人提心吊胆。经济情况更是每况愈下，物价飞涨，一夜之间，“法币”变成废纸，一麻袋“金圆券”买不来一袋面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许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失学。

由邓稼先积极倡导而成立的北大“讲助会”，为资助困难学生多方开展募捐活动，其中包括组织青年教师开展义演活动。他们排演了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排演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每次义演中，邓稼先所担当的角色，以其英俊潇洒的演技和诚挚谦和的仪容博得观众的喜爱，最主要的是博得了台下一个风雨无阻的铁杆粉丝——许鹿希的芳心暗许。

她不可自持地爱上了邓稼先。

爱慕之心一旦点燃，天河之水也难以浇灭。她羞涩地、喜悦地、然而也是忐忑不安地将邓稼先带回了家，没想到父亲对他是相当满意！

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只要我们略微了解一下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老先生的过去就能了然：

许老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早年曾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而邓稼先也具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因而意气相投。许德珩在北大读书时，已开始担任学生会主席。引领一代青年时风的《五四宣言》，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许德珩起草的。而对“准女婿”邓稼先来说，政治虽不是他所热衷的，但他始终是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这仅是缘于邓稼先的一颗单纯的报国之心和救国之志，别的动机却没有。

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而在他出国留学之后，同样在组织旅美学生的活动中表现得相当活跃，并担任了普渡大学“中国旅美同学会”总干事。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同学会组织，事实上，在建国初期新中国能够将大批留学生感召回国，这些同学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唐敖庆的“哥伦比亚中国同学会”，梁思礼的“中国科学协会美国分会”，张文裕的“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以及规模最大的“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没有这些学生组织的存在和运作，想要组织1950年那批科学家大规模回归是不可能的。而在这其中，邓稼先的联络、说服作用功不可没！

这一点，我们从邓稼先在归国船上给当时还没启程的吴大昌写的信中能够一见端倪。

信中，邓稼先先是感谢吴大昌赠送的晕船药，说对自己和陶愉生（后来的著名化学激光专家）很有效果，其后便是催问吴大昌的行程：

“这联谊会（船上中国留学生的临时组织）最主要的目的是大家组织起来共同设法运行李。我会告诉我们是否能在香港九龙停几天，行李是怎么样运到广州的。你们走的手续办得如何？收到我的信后赶快寄信到香港，告诉你们办得如何，以免我悬念。你们行李多成什么样？钱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