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给咱家吃的,是卖的。”
“卖?那咱一条都不留?”
“留。留几条大的,过年吃。”
陈峰嘿嘿笑了,蹲回去继续剥豆角,剥得比刚才认真多了。
吃完饭,陈崢把樟木箱子打开。
他把油纸包一层层揭开,五根小黄鱼整整齐齐码在那里。
旁边是那十几块袁大头,边齿磨得圆润。
再往下,是那本蓝布封面的周氏家谱,和那七张地契。
他把小黄鱼拿起来,掂了掂。
一根一两多,五根就是六七两。
1984年的金价,一克大概十几块钱,一两是三十多克,六七两金子,少说值个两三千块。
加上那些银元宝和袁大头,这一箱子东西,拢共能值个三四千。
三四千块,在1984年的芦塘村,是个什么概念?
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块,三四千块顶一个工人干六七年。
村里最富的人家,王老六家,攒了三代人的家底,也不过是几间砖房,十几亩地,撑死了值个两三千。
但现在这些东西不能动。
金子这东西,在农村太扎眼了。
你拿一根小黄鱼去县里换钱,不出三天,全镇的人都知道你陈崢发了横財。
到时候不光是村里人眼红,镇上的,县里的,三教九流的人都会像苍蝇一样叮上来。
1984年的农村,还没有什么私人財產保护的概念,谁家突然冒出一笔横財,那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咬一口。
他把小黄鱼重新用蜡布包好,塞进樟木箱子最底层。
银元宝和袁大头也放回去,盖上油纸,锁好。
这些东西,得找个更稳妥的地方藏。
陈崢蹲在炕沿上,脑子里转著藏东西的地方。
家里就这三间土坯房,灶房、堂屋、里屋,巴掌大的地方,藏哪儿都不保险。
院子里倒是有几棵老树,水缸底下,墙根的砖缝里,但这些地方太常见了,真有人来翻,头一个找的就是这些地方。
他想起上辈子在城里打工的时候,有个工友跟他说过一个故事。
说他们村有个老人,攒了一辈子的大洋,藏在房樑上的一根空心竹竿里。
后来老人死了,儿女拆房子,竹竿掉下来摔碎了,大洋滚了一地,才被发现。
房梁。
陈崢抬起头,看著头顶的房梁。
芦塘村的老房子,房梁都是用整根的老松木做的,比腰还粗,架在山墙上,撑起整个屋顶。
他爹陈老三说过,这房子的房梁是他爷爷当年从后山砍的老松树,请木匠刨光了架上去的,少说也有五六十年了。
他把煤油灯举高,借著光仔细看了看房梁。
松木的表面被烟火熏得发黑,但木质还是结实的。
房梁和山墙交接的地方,有一道缝隙,拳头那么宽,被蜘蛛网和灰尘堵住了。
那个位置,除非搭梯子爬上去,否则根本看不见里头有什么。
第二天一早,陈崢趁家里人都出去了,搬了把梯子靠在房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