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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8章 火热反响（第1页）
七月十五日，《丧钟为谁而鸣》在德国、法国、义大利、苏联、西班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七个国家同时发行。
德文版由柏林建设出版社印刷，首印二十万册；法文版印了十二万册；义大利文版八万册；俄文版二十五万册。
柏林发行首日，红旗出版社的卡车往市区各大书店送货时，买书的读者已经排起了长队。
执勤的民警不得不临时增设护栏、加派人手维持秩序。
柏林街头，记者沃纳·霍尔曼站在陶恩齐恩大街的赫塔书店门口，採访刚买到书的读者。
第一个接受採访的是个穿灰色工装的中年钳工，左手抱著刚付完款的书，右手牵著穿水手裙的小女儿。
“您为什么来买这本书？”霍尔曼问。
“因为这是我弟弟参加过的仗。”老钳工的声音很沉，
“他当年在军队的工程兵部队服役。
他总是跟我说总有一天能看到解放世界之后的样子，可惜他在西班牙没能回来。
我买这本书，是想替他看看——他们当年拼死拼活打下来的那个西班牙，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霍尔曼沉默了很久。
老钳工没有再说什么，拉著女儿的手慢慢走远了，消失在大街的人流里。
第二个受访者是柏林大学的学生。
他的金髮剪得很短，手上拎著军绿色帆布书包，肩上斜挎著印有红旗出版社標誌的单肩袋，袋口露出刚买的《丧钟为谁而鸣》。
“同学，你为什么买这本书？”霍尔曼上前採访。
“因为我明年要参军了。”
年轻人回答，
“我要去的部队是国际主义旅，专门接收外语专业毕业生的单位，负责与兄弟国家军队的联络工作。
別人问我为什么要去当兵，我的答案很简单——韦格纳同志说过，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活著。
我要为德国、为欧洲、为全世界那些还没解放的地方的人而努力奋斗。
世界人民正在受苦，我不能假装看不见。
海明威在书里写的那些国际纵队的同志们，就是我的榜样。”
韦格纳是在第二天上午读完《丧钟》的德文译稿的。
办公室的窗帘半开著，六月的阳光从窗缝挤进来，在红木桌面上投下一道长长的光带。
“施密特同志，这本书你读了吗？”
“读了主席。”施密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昨晚读到凌晨三点，熬了个大夜。”
“读到哪一段了？”
“罗伯特·乔丹在最后跟那个德国同志说，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理所当然。”
“这是您当年在党校给国际纵队的干部学员讲课时说的。”
韦格纳点点头，拿起那本书，翻了几页。
“这个海明威同志，不简单。
他不是共產党员，没加入过任何党，但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革命是什么？
韦格纳在心里自问自答，不是占领几座城市、赶跑几个总统就完事的。
革命最难的那部分，是在人心里面搞建设——让被压迫过的人重新相信自己是人，让被践踏过的人重新学会站起来。
海明威的书，就是在做这个事。”
他顿了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