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包厢在专列中央,是全车最奢华的车厢。
厚实的波斯地毯,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一幅他年轻时候的戎装照。桌上摆着紫砂茶壶,茶壶旁边是一碟花生米和一碟酱牛肉——这是张大帅的标配,不管走到哪里,这两样东西不能少。
张作霖正靠在躺椅上,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眼睛半眯着,像是在闭目养神。
他今年五十三岁,身材不高,但骨架粗壮,面色黝黑,一双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采,偶尔睁开时,像两把刀子。他留着一撇标志性的八字胡,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绸缎长袍,脚蹬一双黑布鞋,看上去不像一个手握三十万大军的军阀,更像一个关东老农。
但他就是那个从马匪一路杀到东北王的张作霖。
张学良推门进来的时候,张作霖的眼睛睁开了。
“汉卿来了?”他的声音不大,低沉浑厚,带着一口浓重的海城话,“坐,喝杯茶。刚泡的,杭州龙井,是南京那边送来的。”
张学良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没有喝茶。
他看着张作霖,看着这个历史书上被炸得血肉模糊的老人,此刻正活生生地坐在他面前,磕着花生米,喝着龙井茶,一脸悠然自得的样子,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爸。”他开口,声音有些哑。
张作霖微微皱眉,抬眼看了他一眼。他很少听到儿子用这种语气叫他——不是汇报工作的那种“父亲”,不是在外人面前装样子的“大帅”,而是一种……像是在确认他还活着的那种叫法。
“怎么了?”张作霖放下茶杯,“出什么事了?”
张学良深吸一口气。
他知道这件事没法慢慢铺垫。火车再有不到半小时就到皇姑屯了,他必须用最短的时间争取张作霖的信任——而且不能告诉他“我是从未来穿越来的”。
“爸,我收到情报,日本关东军要在皇姑屯炸您的火车。”
张作霖的手顿了一下。
他没有大惊失色,没有拍桌子,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太大变化。他只是把手里的花生米放回碟子里,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擦掉手指上的盐粒。
“情报哪来的?”他问。
“渠道不方便透露。”张学良说,“但情报非常具体——炸药埋在皇姑屯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口的桥洞下,炸药量大约是三百斤烈性炸药,引爆方式应该是遥控。他们打算在今天早上列车经过桥洞的时候动手。”
张作霖看着他的眼睛。
看了五秒钟。
“你信这个情报?”他问。
“我信。”
“为什么?”
“因为——”张学良顿了一下,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顿,“日本人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这句话像一颗钉子,稳稳地钉进了张作霖的心理防线。
他当然知道日本人想杀他。
从1916年他拒绝签署《满蒙五路条约》开始,日本关东军就想杀他。十多年来,他利用日本人的力量壮大自己,又用英美的力量牵制日本人,在列强的夹缝里把东北经营得铁桶一般。日本人恨他入骨,但又离不开他——因为没有张作霖,东北的局势会更乱,他们的利益反而受损。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知道,自从去年他兑现承诺为蒋的北伐军让路、败退回东北以来,他和日本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冰点。日本人逼他兑现当年答应的“满蒙权益”,他一直拖着不办。拖得越久,日本人的耐心就越少。
炸掉张作霖,扶植一个听话的继承人——这件事,日本人做得出来。
张作霖沉默了很久。
终于,他开口了:“你怎么打算的?”
“我已经让火车在前一站停车。”张学良说,“您和卫队全部换便装,分成三路,分别坐汽车回沈阳。火车继续往前开,但只留空车。”
张作霖又看了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