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站稳脚跟,把华北经营成东北的第二根据地。同时密切注意东北的局势——日本人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张学良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窗外,北平的秋天很美。银杏叶黄了,一片一片地飘落,铺在地面上,像金色的地毯。远处的北海白塔在夕阳中闪着光,古老而安详。
这座千年古都,现在是他的了。
但他没有一丝喜悦。
因为他知道,这座城市的美丽和宁静,是暂时的。
暴风雨,正在不远的地方酝酿。
10月下旬,张学良在北平成立了“东北边防军华北行营”,正式确立了对华北部分地区的军事管辖权。行营设在旧北洋政府□□的院子里,灰砖楼房,红漆大门,门前的石狮子经历了清末、北洋、民国三代的风雨,依然雄踞在那里,不怒自威。
行营成立的当天,张学良发表了一篇通电,措辞温和而坚定:“本行营之设立,旨在维护华北治安,巩固国防,绝非扩张地盘或拥兵自重。东北军全体将士,誓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侮。”
电文传遍全国,各方反应不一。
南京方面表示“祝贺和支持”——至少公开场合是这样的。
日本外务省则通过外交渠道向国民政府提出“关切”,称“东北军在华北的大规模驻防,可能影响华北地区的稳定”。措辞很客气,但底下藏着刺。
张学良把日本人的“关切”电报看了一遍,冷笑一声,扔进了抽屉里。
他现在顾不上跟日本人打嘴仗。
因为东北的局势,正在急剧恶化。
11月初,关东军司令部向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一份绝密文件,标题是:
《关于对满洲采取军事行动之要点》
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一个留着八字胡、戴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中学□□的中年军官。他的体型矮胖,笑起来和和气气,但脑子里装的,却是整个关东军最疯狂、最缜密的战争计划。
石原莞尔在文件中写道:“满洲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依靠军事手段。外交交涉和经济渗透均已达到极限,唯有诉诸武力,才能彻底解决帝国的生存空间问题。行动时机:应在东北军主力被牵制在关内时实施。行动要点: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在列强干涉之前造成既成事实。”
这份文件的核心思想只有四个字——先斩后奏。
不管东京的政客们怎么犹豫,关东军先动手。打下东北,造成既成事实,到时候东京想不承认都不行。
这不是石原莞尔一个人的想法。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都持同样观点。他们是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年轻、激进、野心勃勃,不把内阁放在眼里,甚至不把天皇的旨意放在眼里。
在他们看来,日本要生存,必须占领满洲。满洲有铁矿、煤矿、森林、粮食,有广阔的生存空间。日本列岛太拥挤了,太贫瘠了,太容易被封锁了。只有把满洲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帝国才能永远强大。
这个逻辑,荒谬而坚不可摧。
因为他们真的相信。
12月初,奉天。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
张学良从北平回到奉天,主持东北军的年终总结会议。他不在的两个多月里,留守部队一直在按照之前的部署加紧整训。张作相是个很称职的“守成之将”,虽然没有张学良的魄力和远见,但执行力很强,把各项任务都落实得井井有条。
会议室里生着炉子,炭火烧得通红,和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学良听完各部队的汇报,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意外的话。
“明年——1931年,可能是东北最危险的一年。”
大厅里安静下来,只有炉子里的炭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为什么?”张作相问。
“因为日本人在准备。”张学良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在中原大战中赢了,中国表面上统一了。这对日本人是最大的刺激——他们不能容忍一个统一的中国出现在家门口。所以他们会抢在中國真正强大起来之前动手。”
他停顿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