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旬,哈尔滨。江桥失守的消息传到哈尔滨时,整座城市都沉默了。
不是那种平静的沉默,是暴风雨来临前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沉默。街道上行人稀少,店铺关门歇业,连平日里最热闹的道里菜市场都冷冷清清。只有电车还在叮叮当当地跑着,但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不怕死的乘客,缩在角落里,眼神警惕地看着窗外。
哈尔滨是东北的最后一道屏障。沈阳丢了,长春丢了,吉林丢了,齐齐哈尔也岌岌可危——如果哈尔滨再丢了,整个东北就真的完了。
而守在这里的人,叫李杜。
李杜,字植初,辽宁义县人,吉林警备司令。他今年五十出头,中等身材,面容清瘦,戴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不像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更像一个教书先生。事实上,他确实当过教书先生——早年在家乡教过几年私塾,后来才投笔从戎,一路做到了将军。
东北军的将领里,像他这样的人不多。大多数将领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几个,靠战功和关系往上爬。李杜不同,他读书多,见识广,懂外语,会看地图,能写一笔好字。但他最大的特点不是这些——是他认死理。
认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认定了日本人不是好东西,就从不跟日本人打交道。他认定了哈尔滨不能丢,就死也不会退。
李杜站在哈尔滨警备司令部的窗前,看着窗外的街景。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腰间的佩剑已经有些年头了,剑鞘上的漆都磨掉了好几块。但他的站姿笔直,像一棵在风雪中挺立了几十年的老松树。
丁超站在他身后。丁超是吉林警备副司令,李杜的老搭档,两个人一起共事快十年了。丁超比李杜年轻几岁,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看起来更像一个武将。“李司令,马占山电报。他已经撤到海拉尔了,部队损失很大,需要休整。”李杜没有转过身来,只是“嗯”了一声。
“还有,”丁超犹豫了一下,“南京又来电报了。□□要求我们‘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等待国联调停’。”
李杜终于转过身来。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地擦着镜片,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
“丁超,”他开口,声音不大,“你跟了我几年了?”
“快十年了。”
“十年。”李杜把眼镜重新戴上,看着丁超的眼睛,“这十年里,我有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
丁超愣了一下,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问这个。“没有。”
“那好。”李杜点了点头,“今天我要做一件对得起良心的事。”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我是李杜。全城进入战备状态。各部队按预案进入阵地,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后退一步。”
他放下电话,转向丁超。
“丁超,你怕不怕?”
丁超沉默了片刻。“怕。但怕有什么用?日本人不会因为你怕就不打你。”
李杜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苦涩,有释然,还有一种“终于等到这一天”的如释重负。
“你说得对。怕没用。打,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不打,就只有死路一条。”
他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张哈尔滨城防图前,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
“哈尔滨的防御,分三道防线。第一道,松花江沿岸,从顾乡屯到香坊。这里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只能靠工事和火力迟滞日军的推进。第二道,铁路线以西,从哈西到南岗。这里是城区,可以打巷战,利用建筑物节节抵抗。第三道——”
他的手指点在地图上的一个位置——道外,警备司令部。
“第三道,这里。如果日军打到警备司令部,就是最后关头了。”
丁超看着那个红点,心里一沉。“李司令,如果真的打到那一步——”
“那一步怎么了?”李杜转过身来,看着丁超,目光平静得像冬天的松花江面,“那一步,就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
消息传到哈尔滨,李杜下令炸毁松花江铁路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