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这么消失了。
后来我从她朋友那里得知,她去了云南。不是旅行,是搬家。她说她想离开北京,离开那种"每个人都忙得没有时间看彼此眼睛"的生活。
离开之前,她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们在电话里吵了一架。
"你总是这样,"她说,"你总是把自己藏在书里。我站在你面前,你却在看书。我跟你说话,你在想书里的情节。周屿,我够不到你。"
"我在听。"我说。
"你只是在听。你没有在感受。"她顿了顿,"我觉得我在这段关系里,是透明的。"
电话挂了。一个月后,她走了。
那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每天机械地起床、上班、下班,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身体在运转,但灵魂好像被抽走了,只剩下一具空壳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我开始坐末班车。
因为末班车上的每个人都有点像当时的我——疲惫,沉默,不想面对即将到来的夜晚。坐在车厢里,看着隧道里的灯光一束一束掠过,我会觉得好受一点。至少我不是唯一一个在深夜里无处可去的人。
两年了。我以为我已经走出来了。
我以为我不会再对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注意。
可是那个女孩出现了。
她坐在斜对面,隔了三排座位,穿着一件单薄的米白色开衫,低头看书。偶尔翻一页,动作很慢。手指冻得发红的时候会停下来搓一搓,然后继续看。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沈澜说的话。
"你总是把自己藏在书里。"
也许沈澜说得对。也许我的确是这样的人——用书本把自己包裹起来,不让人靠近,也不让自己靠近别人。因为靠近了就会受伤,就像两年前那样。
害怕再次受伤。
这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让我感到一阵寒意。我不是在害怕那个女孩,我是在害怕自己。害怕自己又一次打开门,又一次让人走进来,然后又一次被丢在原地。
可是,当我看着她在车厢里安静地看书的样子,看着她在翻书时微微弯曲的侧脸,看着她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然后又低头继续读的样子——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
像冻了很久的冰面,底下有什么开始流动。
很慢,很轻,但是确实在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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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末班车比平时晚了两分钟。
我上车的时候,车厢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我习惯性地走到倒数第四节车厢,然后愣住了。
她今天没有在看书。
她靠在车窗上,头微微歪着,眼睛闭着。手里的书松松地握在膝盖上,已经滑到了大腿的位置。
她睡着了。
我站在原地,迟疑了两秒,然后在她对面——隔了三排座位的那个老位置——坐了下来。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她。
她的睫毛很长,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嘴唇微微张着,呼吸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头发有一缕散下来,贴在嘴唇旁边。她的手——那只有茧的右手——松松地握着书,手指微微弯曲,像是在睡梦里还舍不得完全放开。
她看起来很累。
不是那种工作了一天之后的疲惫,而是更深层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累。像一个人在水里游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浮出水面的地方,然后再也撑不住,就这样闭上了眼睛。
我的心突然软了一下。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不是心动,不是同情,不是任何一种我能命名的情绪。它更像是一种——共振。像是你在黑暗里走了很久,突然看到另一个人也在走。你们没有说话,没有打招呼,但你知道,你们在同一个方向上。
我犹豫了很久。
我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收紧。我想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把外套脱下来盖在她身上。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像一片叶子在水面上打转,迟迟不肯沉下去。
可是我没有动。